從東奧看運動新聞與社會發展之關係

　　日本神級動漫《亞基拉》(AKIRA)，有一幕是這樣的，時值2019年，日本從1988年大爆炸後重建中，巧合地遇上東京舉辦第30屆奧運2020，但民間出現反對聲音，其在一塊宣傳板上塗鴉寫著「中止だ中止！」歷史不會簡單地重寫，但現實卻偶然地展開。我們摸不著頭腦之餘，也得認清運動不僅僅是一件物理或生理的事物，這是一場社會運動，也是一場政治力場，更是一場媒體和傳播之角力場。事件讓我們看到運動新聞發展至今天，其複雜性已超越我們對新聞之歷史常識。但最重要者，新聞原來在這場風暴中扮演著極重要角色。

體育運動與社會運動

　　美國社會學家耳特利（Charles Tilly）曾指出，社會運動之集體性與任何變革有著本質意義。社會運動之演變往往以不同方式之事件，甚至以日常化之形態呈現於我們之尋常生活中，其中包括了體育運動。運動，作為一件物理或心理的事物，從我們之健康，提昇至一種所謂運動精神，甚至一種人生理念，好不宏大。但其同時亦被利成為一種政治工具。政治總離不開群眾，運動成為一種事業，運動人口不斷地擴大，利益叢生，近代之所謂運動發展，跟著政治和工人運動原來有著一衣帶水之關係。

　　學者Jean Harvey和Francois Houle於1994發表一篇名為〈Sport, World Economy, Global Culture and New Social Movements〉，該文強調或建立了一種框架想法，就是運動和全球，以及其與媒體關係。這篇文章作為有關運動、社會事件或全球，及其與媒體之關係之框架說法，有著根本性之議題定義功能。我們看到運動早已不僅僅作為一種活動之現象，而是一連串社會甚至全球化之因子之一。如果針對全球化，從華盛頓共識伊始，我們看到一襲新自由主義吹遍全球，加上蘇聯瓦解，美國價值成為唯一選擇，大家奉為圭臬；美國相關選項更為我們生活選項，甚至價值半判斷，運動更是不二之選，其中代表者見諸NIKE、NBA、Michael Jordan、Jumpman。Brian Wilson指出，這是晚期資本主義的重要現象，社會變化不僅僅由巨大或主流現象所催生，甚至或於源自蝴蝶效應之邊緣事件或現象，運動本身正是其中之一。

　　又以足球為例，足球是全球性運動，引領著全球億計球迷之餘，四年一屆之世界盃更是全球盛事；甚至如學者Richard Haynes等所言，這也是流行文化之部分。他們又補充，當我們注意這些運動盛事之當兒，其亦帶著一種政治性因子記入歷史之中，他們特別提到北京奧運2008(The Beijing Olympics)，其表達著中國成為一個新晉強國之端倪(..the role of the Olympics in projecting China as a new superpower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因此，今天所謂運動，其所指和能指意義遠遠超我們所想像。

　　運動作為一個支點，其所以傳播及影響社會之發展，媒介或媒體必然是其不可或缺的因素支點。運動作為一項全球注意的事項，平日不同之運動資訊，大型運動競賽，如奧林匹克運動會和世界盃足球比賽等，往往聚焦著全球億計人口，影響之力其可相比，且往往在極短時間內凝聚出無比之影響力。但更重要者，如Richard Haynes所言，記錄著這些盛事或運動故事之載體，一直以大眾傳媒為主要體。另見學者Alina Bernstein和Neil Blain，他們提醒著我們媒體和運動交織著相互關連的界線；其涉及社會學、歷史、性別研究、新聞傳播學、文化研究等等。

運動新聞與時代變化

　　針對運動新聞，其早於1820年代至1830年代之間在美國出現，其時主要以雜誌類為主，題材以賽馬和拳擊為主要。據新聞史學者研究，《Boston Gazette》為美國最早全面報道運動新聞刊物，以及有專職運動記者的報刊之一，其早於1837年已開啟運動新聞之報道。另一份刊物《Maryland Gazette》更是賽馬運動新聞之圭臬。

　　到了二十世紀，不少美國報章之報道亦開始涉及運動類。其中原因大致有二，一是便士報之出現進一步推動運動新聞之發展，讀者群擴至中產階級和城市讀者；二是歐洲工業革命後，美國吸納了不少歐洲移民人口，一方面推動美國城市化之餘，也造就了新興工人階級之出現，加上黃色新聞學應運而生，報道風格迎合他們口味，進一步擴大讀者群，亦推動了運動新聞之發展。其中《The New York Herald》是運動新聞先驅之一，該報主編James Gordon Bennett積極推動報章之運動新聞報道，開始大量報道運動新聞。Henry Chadwick是紐約《The Clipper》寫手之一，成為全美首位運動專題專欄作家；伴隨著知名運動記者出現，豐富了運動新聞之餘，也讓新聞變化更見主次分明，焦點清晰。當然，黃色新聞之重要報章《The New York World》和《New York Journal》亦相繼開啟運動新聞版面，也是運動新聞之重要推手。

　　到了上世紀三十年代電台報道亦開始涉及運動新聞。紐約於1939年舉行了一次大型世界博覽會(World’s Fair)，進一步奠定收音機和電台在商業傳播的角色。二戰後，不少新一批著名新聞記者湧現，如George Vecsey。Vecsey活躍於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他和他的記者團隊更利用電腦處理新聞分析和撰寫稿件。Christopher Walshamyo是九十年代著名記者，他曾表示自己是一位運動記者，若遇上棒球賽事，當天下午三時起，報道稿件一直滿載至午夜不停。另一運動記者Michael Oriard表示，運動新聞是電視的附載物；其進一步豐富了電視內容。他又言道，進入運動新聞全面進入電視時代，運動報道之報道方式和多樣性發展至極致領域，更多分析，更多色彩，更多運動員和教練之訪問。ESPN之出現，以及USA Today之運動新聞之革命性發展，運動新聞已成為不少讀者生活之一部分。《New York Times》評論員Jack Gould曾表示，電視運動直播，讓觀眾和運動賽事連線在家。這是自運動新聞發展以來不曾發生的現象。

東奧爭議與新聞建構

　　綜合Alina Bernstein和Neil Blain所言；也見學者Lindsey Mean所指出，運動已不僅僅一項運動項目，而是涉及身份、經濟、消費和意識形態之連結體。Mean進一步表示，媒介在當中亦扮演著一個十分關鍵的角色。從Mean看法，甚至綜合Jean Harvey and Francois Houle之想法而言，我們回望今天的東奧，可以想像到東奧作為一場體育盛事，其亦涉及經濟和消費問題，加上疫情本身，讓到這場賽事變得十分複雜，更涉及政治，甚至日本之國際地位，以及日本人之身份問題。

　　野村經濟師估計，如果取消東奧，經濟損失將達1.8萬億日圓（約1284.2億港元）；還見爭議端在於如何權衡體育和國民安全問題，若因為賽事令到疫情擴大，損失又不止於一個經濟問題。東京奧運原來是一椿體育盛事，因為新冠疫情由2020年延後了一年至2021年，但2021年新冠疫情持續，日本及東京圈對是否舉辦東奧出現分歧。坊間一直傳出不利東奧消息，如6月3日曾傳出一萬名志工決定退出。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IOC）副主席柯茲曾表示：「日本屆時若實施緊急事態宣言，東奧是否照常舉行。柯茲以奧運測試賽安全舉行為例，並回答：「答案是肯定的。」 (聯合新聞)

　　日本政府基本以舉行東京奧運作為前設。「日本內閣官房長官加藤勝信表示，要全力阻止新冠肺炎疫情擴散，也會在疫情挑戰下努力辦好東京奧運。」(中時報道) 在野黨明顯站在反對立場，如「立憲民主黨等在野黨指出，只給奧運選手特別待遇，將難以獲得國民諒解。」(中央社)  立憲民主黨黨魁枝野幸男甚至表明：「簡直就是一場「世界變種病毒展示會。」(信報) 同時商界開始動搖。據報道日本樂天執行長三木谷浩史專訪，這(舉辦東奧)是等同「自殺任務」(CNN, 0514)，言訥詞直得讓人震驚。不同團體紛紛表態。據中央新聞社報道：「日本律師聯合會前會長宇都宮健兒日前在連署網站Change.org發起「停辦東京奧運」連署，截至今天中午12時，已獲逾36 萬5000人響應。宇都宮日前已向東京都政府等單位提出停辦請願書。」

　　由此可見，東奧作為一場運動比賽，已形成日本政府和在野黨和民間不同利益集團的角力，到底他們各有盤算，還是僅僅作為一場運動之理性看法，還得待歷史之發展和觀察。早前中國和美國為首之西方傳統國家之角力，以引入冬奧作為政治籌碼，進一步讓我們看到原來不過一場運動比賽，如今可以變成一場政治風暴，到底所謂何事。請記緊，以上有關東奧之新聞訊息全透過媒體來傳播，新聞是其中獨有之事件發展之消息來源體。無論最終是否停辦，這段發展之故事，肯定是歷史之重要事件，並由首先由新聞建構出來。

　　再者，奧運歷史停辦過3次，分別是一戰時期1916年，二戰時期之1940年和1944年；如今若2020年已延了一年，一旦停辧，便是史上第四次停辦奧運，歷史意義非比尋常。如果終局是一個《亞基拉》的故事，又是一個文化，甚至預言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