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螞蟻集團在上市觸礁後,全球忽然掀起科網公司反壟斷之現象。中美歐三地政府紛紛對不同科網公司提出法律或行政之反壟斷命令。事件為不尋常2020年尾最後兩月,揭開耐人尋味的一頁。然而,若從資本主義或全球化之歷史進路,或許可以看到另一種與別不同的想像,當中包括資本主義、全球化、信息全球化和壟斷之關係。
是偶然還是針對性
螞蟻集團於2020年11月上市,螞蟻一度成為歷來最大型之新股(IPO)集資個案,本港公開發售部分獲155萬人認購,凍資額達1.3萬億,可謂驚人。但是,上市期間突然剎停,事件震動市場之餘,也爆來一陣反壟斷浪潮之槍火味。據悉,螞蟻臨上市前三天,馬雲、螞蟻高層遭內地監管當局約談,最終叫停上市。坊間不少道聽途說之評論,其中一種說法,螞蟻每借出100元,當中30元為成本,但螞蟻出資2元,回報2元,即一倍;但其餘28元則由銀行借出,但對於銀行也是厚利,回報逾10厘,比起一般高息債券之回報還要高。但對監管當局而言,回報高之餘,風險承擔不成比例,同時螞蟻和銀行之間道德或法律承擔不對稱。最終如傳言中為了再平衡風險叫停螞蟻。
事件發生以後,本港市場嘩然的當兒,外國投資界並非一面倒持負面看法;如Mobius Capital Partners創辦人Mark Mobius表明支持中國政府做法。他認為中國行動喚醒市場對同類公司之不公平市場操作。(“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waking up to the fact that they cannot allow these companies that dominate a particular sector and particularly the financial sector.”) 從Mark Mobius的言論,我們似乎嗅到一陣山雨卻來且絶不尋常的腥氣味,也不是一件獨立事件,可能是一浪針對全球性事件之開展,即上文所言之反壟斷現象。螞蟻僅僅是一次序幕而已。
螞蟻事件後,市場一直對事件未見清晰之看法。到了12月,中國監管當局指出,阿里巴巴、騰訊旗下閱文等,因申報不充份,違反《反壟斷法》,各罰50萬元人民幣。反壟斷至今一直壓著市場和相關中資科網電商股份,連帶SaaS股也受壓。
另一方面,到了12月中,美國科技巨頭同樣地面對著聯邦和州政府之反壟斷訴訟。Google在美國多個州份面對起訴。美國38個州及地方政府聯手控告Google公司Alphabet違反反壟斷條例,哥倫比亞特區地區法院法官梅塔(Amit Mehta)負責此案,他指出案件將於2023年9月12日開庭審訊。
引述報章報道,其中得州之訴訟,其與聯邦檢控聯合提出,希望借此壓制大型高科技平台以及其不良市場行為;除了得州外,還包括阿肯色州、印第安納州、肯塔基州、密蘇里州、密西西比州、南達科他州、北達科他州、猶他州及愛達荷州。同時,加州檢察總長Xavier Becerra表示:「Google利用龍頭地位,排他性地阻礙競爭,甚至操控廣告市場。」但Google則回應道,Google服務並非市場唯一選項,這是消息費者的個人選擇,因此不認同壟斷。
歐盟方面,其於相若時間公佈《數碼市場法》;據《數碼市場法》,首先定義「守門人」(gatekeepers)。「守門人」(gatekeepers)乃意指過去三年在歐洲年收入不少於65億歐元之科網企業。「守門人」即是市場壟斷者,其具排他性。按媒體引述,暫時榜上有名的「守門人」,包括10大科企,即Facebook、蘋果、亞馬遜、Google、微軟和SnapChat,也有中國的阿里巴巴和字節跳動,還有韓國三星等。新法例要求企業不可利用自有平台,以凌駕競爭對手,以確保市場公平競爭。
三個不同區域不約而同地針對科網企業,並同樣地以反壟斷名義展開訴訟或立法方式限制其發展,到底是偶然還是針對性,大國政治從不是鐵板一塊,也可能比我們想像者來得更複雜,甚至是一襲陰謀論。然而,科網企業今天所面對的反壟斷現象,絶不是橫空出世,縱使算不上由來以久或者老生常談,至少跟過去常言道之全球化有著或多或少,甚至一衣帶水之關係。
全球化之研究
全球化(Globalization)是當下世界最重要的議題之一,影響到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們說全球化,其根源可以推想至古代中國的絲綢之路,或者是近代西方的殖民歷史。據美國學者米什金(Frederic S. Mishin)指出,從經濟國角度而言,全球化意指在商品、服務和資本向外開放的過程和發展。Suman Gupta指出,全球化可理解為商品、技術和信息全球流動,以及加速人類活動,包括人口流動等方面。全球化作為術語,據Suman Gupta所研究,早於1961年見諸Webster字典。同時,傳播學者Marshell McLuhan於1962年提出地球村(Global Village),引入了傳播學概念。到了七十年代,學者Immanuel Wallwestein於1974年又提出世界資本系統 (World Capitalist System),從一種史學觀來說明;另見著名歷史學者Eric Hobsbawm於1975年同樣提出單一世界(Single World)之相關概念,其在在說明世界如何變成了一個總體概念。到了八十年代,研究轉向經濟學和社會學之分析 。其時學者Paul Lamy發表了一篇名為《 The Globalization of American Sociology: Excellence or Imperialism?》,他從社會學分析,並提出了帝國主義與全球之觀察。另見學者Walter Parker則從社會學角度來試論國際新人類之呈現。九十年代,學者則引入後殖民主義以說明全球之總總切切。相關全球化之研究文章豐富。
米什金指出,全球化可從1870年說起,第一期為1870年至1914年,第二期則由1914至1939年,第三期則由1960至今。
第一期為1870年至1914年,1870年的全球產出佔全球由10%升至1914年20%。第二期則由1914至1939年,這時期稱為「大轉折」(The Great Reversals) ,其全球貿易量佔全球國家生產總值22%,降至16%,其原因自然是國際局勢不穩定,同時亦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所致。米什金沒有為1939年至1959年歸入分期考慮,本文相信從經濟角度而言,可以定義為真空期,但政治上各國之間的聯繫仍是存在的,但各國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百廢待舉,國際商貿正處於固本期。
至於第三期則由1960年後,全球經濟在美國的推動下,國際商貿重新活躍起來,其年增率達11%;一直至九十年代,在新科技,特別是衛星及互聯網漸漸地飛入尋常百姓家,社會及經濟均出現根本的變化。但我們亦必須注意,其發展始終與政治和經濟有著極密切關係。至於1960年代後期的全球化,其實是美國所主導或壟斷下所呈現的。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以其強大的軍事力量,主導世界格局,其利用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世界貿易組織,主導全球活動,更以美元的核心貨幣地位,控制著全球的經貿活動。故此,我們說全球化時,其主導者是美國,同時以政經為主要的分析面。文化方面則為其衍生性影響。正如學者Leslie Sklair指出,全球化可以從政治、經濟及文化方面思考。到了1999年,世貿的變化也為全球化帶來質的轉變。中國和美國於1999年11月10日至15日舉行加入世貿談判,雙方並於11月15日簽署雙邊協定。至此,中美兩國正式結束了雙邊談判。世界貿易組織前身是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中國是創建成員,並於1948年5月21日正式成為關貿總協定締約方。1982年11月,中國政府以觀察員身份重新列席大會,並於1988年開始跟相關國家談判重新加入,其中美國為主要對手。中國自重新加入世貿以外,外貿發展一日千里,1999年外貿總額,其出口額為1949億美元,到了2001年上升至2661億美元,到了2019年更上升至2.5萬億美元;至於進口方面,1999年為213億美元,2001年上升至2436億美元,到了2019年更上升至2.17萬億美元。中國同時為2019年全球進出口最大額的國家。
任燿廷。〈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對外貿易的探討--貿易結構與生產波及效果的變化〉。https://www.pf.org.tw/files/5415/C1A82E21-9579-4CAC-97E6-18C64BFADDB2
全球化對媒體的影響
回到媒界分析面,我們從媒體角度而言,全球化讓新聞工作重新注視本質問題,同時在網絡化下的新媒介現象,其包括新聞時間性和信息平台巨怪之誕生。
我們關注全球化之視野,亦以政治及經濟為主。在全球化視野下,媒體對於新聞價值判斷及新聞選材,漸漸地偏向國際政治及財經方面。其中財經市場在全球化的影響下,已進入所謂網路化經濟(The Networked Economy),意指全球財經市場同步地連在一起。市場運作是具效率的,甚至在資訊公平及對等下,媒體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媒體能夠在第一時間把重要的金融及財經資訊以最快的時間發放給市場及投資者,對於任何的金融活動均是十分重要的,特別是對於非財經精英及投資者而言,媒體是他們所能夠獲得市場資信的重要途徑,這是他們資訊的生命線。在其影響下,我們在討論或報導全球化新聞時,在宏觀的視野,重點是政經方面,特別是以財經為中心,因為全球化的金融市場己經連成一起,二十四小時運行,互動影響。
至於地方性的新聞,誠如學者諾姆喬姆斯基指出,所謂媒體國際化(Globalization of Media)乃指廣告增加,而且推廣的都是外國商品。同時媒體資本及消息漸漸地集中起來。當中最重要者乃意味著面對全球化的競爭,無論在國際層面,還是地方層面,均面對著更大的市場競爭。特別是地方媒體,他們沒有國際媒體的優勢,必須走得偏鋒,才可以在市場中生存下去。因此在新聞選材方面,亦走向另一極端。地方媒體為了凸顯新聞的地方性新聞的特點,新聞往往變得瑣碎(trivial)、次要(marginalised)和醜聞揭秘(scandal busting) 為主,但除哄動及趣味以外,新聞本身的影響性及社會監察的功能,亦是報導的關注點。記者可以從更宏觀的角度,報導不同事件的影響性。
正當媒體或傳統媒介發生著的變化的當兒,新類型媒體巨無霸悄悄地成長起來。因為另一個重要的議題就是到底何謂媒體巨頭,何謂信息巨頭。兩者的界線亦變得模糊。全球化對媒體的影響且深且遠,其改變媒體的運作方式的當兒,對傳統媒體更構成前所未有的壓力,但造就了全新媒體之呈現,諸如Google和Facebook。我們回顧相關數據,可以了解得互聯和信息全球之發展,其如何一日千里,變化如何翻天覆地。按數據指出,1990年互聯網用戶全球人口比例僅見0.05%,但到2011年則上升至28.7,到了2020達到59%。其中Facebook用戶用2019年達2.17億。
*https://ourworldindata.org/internet
**Nicole L. Hunter and Nima Sadeghian(2011) Globalization and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The Role of the Internet on Shaping Governments’Trade Policies.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71386893. (May 2011)
***https://www.businessofapps.com/data/facebook-statistics/#1
信息革命和壟斷
吳國光在《反民主的全球化》一書指出,信息革命的當兒,也伴隨著信息壟斷的必然現象。他相信信息革命是複雜和多元的。信息革命同時加速資本主義走向高度集中,以及寡頭壟斷之方向。因此,信息媒介巨頭之出現,看似必然的結果。針對壟斷與資本主義之關係,不少學者均提出兩者有著相關性之關係。吳國光提供一些數據以說明壟斷的看法,其涉及上世紀九十年代數據,全球53000家公司佔去全球貿易額33%,涉及9.5萬億億美元。同時,學者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The Economics of Innocent Fraud》曾提出過壟斷資本主義之問題。另見Thomas Piketty在《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同樣提出過壟斷想法,其更表明微軟和Facebook均建立在壟斷前設之上;或者,正如吳國光的看法,本文相信信息革命和壟斷可能是一個雞和蛋問題 。
吳國光指出,全球化或許是一種反民主的偏向,隨著全球之發展,其必然伴隨著信息全球化之革命,同時把經濟和商業之發展朝向壟斷,其把所有國家推入競爭領域,其中包括去規管化的特質。他又說,信息革命進一步加速了壟斷偏向,資本能更具殺傷力地自由流動,同時造成許多內幕交易者。如是,當事發展至一個不利政治體系的階段,政策自然從去規管化回到規管化。
這一波之反壟斷沖擊,本文相信全球化進入了金融和貨幣領域,這亦是經濟領域中最重之重的一環。如果政治體系之執權者失去金融和貨幣之主導權,可能變得沒法管理,因此重新規管便是唯一出路。其中有關比特幣(Bitcoin)可能是當中的焦點。類比特幣之產物如今以數以百計,比特幣之運作猶如傳統貨幣般運作,甚至有網上機構可以接受存款,更以周計派息,可以支付儲值。但其跟傳統貨幣最大不同處乃比特幣沒有中央銀行和財政部來管理,同時各國政府一旦失去貨幣權,對綜合國家管理恐怕失了泰半功能。無論螞蟻之經營方式,還是Facebook 擬發行Libra,均說明反壟斷可能僅僅是一個重新規管化之起點。
正當比特幣升至四萬美元,還見大行唱至14萬美元,其大牛升市的當兒,有一宗新聞是否遭到忽視。話說美國證監會(SEC)於2020年12月21日對Ripple公司執行長Brad Garlinghouse和共同創辦人Chris Larsen提出起訴。SEC認為公司未經批准發售13億美元之虛擬貨幣。但Garlinghouse則回應,控訴基於SEC不合理的詮釋,瑞波幣應該類似股票。訴訟待觀察,但個案是否說明政府對所謂虛擬貨幣一直密切注視。記著希臘悲劇作家歐底庇德斯(Euripides) 名言:「上帝要你亡,必先令你瘋狂」(Those Whom God Wishes to Destroy, First Makes M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