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說紛紜」抑或「一言九鼎」？

　　2011年8月22日，利比亞反對派軍隊攻佔卡紮菲官邸。初傳卡紮菲被擊斃，後又有消息稱，卡紮菲實已經密道逃亡，截至本文完成之時（8月27日），仍無其最新下落。

　　如今微博已成為普通受眾獲知新聞、分享內容、溝通友人的重要渠道。利比亞內戰一事在微博上迅速成為熱門話題。然而微博用戶眾多，每個人的職業、地域、社會經濟地位、社會網絡、認知水平乃至動機，均有參差。儘管每個人用戶都看似捲入了對重大事件的討論，但是其發言的「質量」（如邏輯、可信度等）值得商榷。同時，微博有「V認證」以標識媒體工作者、社會名流、公共知識分子等人。這些人或因粉絲眾多、或因觀點犀利、或因獨家爆料，其發言常被眾多用戶轉發或評論，比起普通用戶的「眾說紛紜」，可謂「一言九鼎」。那麼，事件發生後，在一個特定的微博用戶群中，究竟是每個人平等參與了新聞的討論和擴散，抑或僅有幾個活躍用戶推進參與討論的過程？新聞的信源與信息發佈者之間、活躍用戶與其粉絲之間、粉絲與粉絲之間—的互動關係在某個特定時間段表現為何種形式？

　　為回答以上問題，作為一個探索研究，本文採用新浪微博API，抓取短短4分鐘內（2011/8/22 15:06-15:10）所有新浪微博上對於卡紮菲官邸攻陷事件的信息發佈、轉發、評論，共計738條微博。四分鐘的信息流，處於信息擴散階段的一個短暫的瞬間，因而無法窺見整體層面的信息擴散規律。但因所採集的數據為隨著時間有規律增長的宏大信息流的片段，同樣可能起到窺一斑而見全豹的目的，其獨特意義在於：海量數據流給信息處理和網絡抽樣帶來巨大挑戰，面對龐大的關係數據，傳統統計方法不再適用；瞭解瞬間的數據流的特點是理解海量信息流的基礎。本文從「瞬間數據流」的整體（而非樣本）出發，探究其內在特點，可為網絡輿論研究提供新視角。拋開技術的細枝末節，我們有四個重要發現:

發現一：自發性信息推薦群體的出現：從「自說自話」到「信息推薦」
　　738條微博信息中，轉發的內容達262條，佔三成，剩餘約三分之二為原創新內容（476條）。主動的受眾積極地轉載來自其他渠道的信息。例如，其中有152條微博帶有網絡鏈接，30條提及電視台，26條提及路透社，23條提及《齊魯晚報》。這表明有一個活躍的、自發性的「信息推薦群體」存在著，他們看似「自言自語」的原創微博發揮著信息推薦的作用。

發現二： 「一言九鼎」的「輿論領袖」
　　在短短4分鐘內，就有44條帖子被轉發262次，平均每條帖子被轉發6次。最多的一條帖子—《華爾街日報》關於卡紮菲倒、油價可能上漲的消息，在四分鐘內被轉發了43次；該消息發佈於本研究抓取數據一個小時前的14:18， 一個小時中累計被轉發290次，被評論105次。四分鐘內轉發數量超過9條的微博客用戶，主要為媒體、媒體評論人，幾乎全是加V的新浪認證用戶（只有 「憤青3D」例外），並具有超過百萬的粉絲數量。

發現三：活躍的信息轉發者：多次轉發同一條信息的個體
　　本文分析了信息轉發的網絡關係，該有向網絡由99個節點構成，擁有262條邊，然而出乎意料的是這僅僅構成了一個稀疏的信息擴散網絡：該網絡的網絡密度僅為0.027。網絡密度衡量的是網絡中真實存在的邊與可能存在的邊的數量的比值，本轉發網絡密度(0.027)低於期望值（0.054），說明有些節點之間存在多條鏈接，即某一個特定人物發佈的某一條重要的信息，被「同一個轉發者」多次轉發。比如新聞評論人李承鵬所發的一條微博在4分鐘內被轉發15次。這15次並非被15個人「一人轉發一次」，而是其中被一個ID為「古火拉茲-五毛」的人轉發高達9次之上，剩下的幾次由另兩個ID（「慧-麗」和「跪下去求婚站起來演說」）所轉發。（圖1）

發現四：原創型微博和被轉發微博的語義網絡：經濟的還是政治的？
　　上文中我們提到了兩類微博：一是「推薦者」們原創的微博，二是意見領袖被轉發的微博。為粗略地比較兩類微博內容的區別，本文對這四分鐘內抽取的微博內容，通過提取高頻詞，構建語義網絡進行分析。發現：兩類微博除了都關注新聞事件本身的基本經過、「5W」之外，「原創」微博關注政治及社會自由方面（圖2），而社會名人被轉發的微博主要針對新聞事件對經濟的影響（圖3）。

微博資訊的傳播和擴散
　　本例中，微博資訊的傳播和擴散主要始於少數的意見領袖，跨國大型新聞機構亦是主要消息來源。微博時代，傳統媒體如果善用網絡平臺仍可成為主要的信息來源。作為信息聚合作用的草根媒體開始出現，並扮演對傳統媒體之信息進行過濾的把關人角色。此外，一些知名的草根ID通過自身的獨特定位和宣傳包裝技巧，同樣開始廣泛的發揮輿論領袖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公共討論和自言自語相互結合的原創類型微博佔到了信息流的主體。「自媒體」從「自廣播」開始起步，普通的微博使用者開始運用微博轉載新聞、表明態度，使得微博成為孕育公共討論的新機制。這種底層的廣泛的信息轉載雖然在四分鐘內未獲得轉發，但在其各自子群中，都扮演著信息推薦者的角色。

　　最後，作為一個探索性的研究，後續研究仍需要大量的文獻梳理和技術支持。未來可以考量更為漫長的時間段內信息的擴散過程。另外，對制度性的不同話語主體之間（如政府、媒介、國際機構等）的互動，不同類型事件、乃至國內（敏感新聞、突發新聞更甚）新聞的擴散機制——凡此種種，均可成為後續研究之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