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站調查系列─票站調查的專業操守

　　立法會選舉塵埃落定，不少評論認為各方得失與配票有關。可以預期，當分區直選的議席數目繼續增加，而選舉制度繼續採用五區比例代表制最高餘額法分配議席，配票活動只會有增無減，策略投票將會愈演愈烈，選民投票會漸次偏離簡單表態的原則。

　　筆者無意在此討論棄保效應與配票活動是否健康，這是制度的問題。筆者更加關心民主選舉制度的配套機制，尤其是傳媒操守和民調機制的發展。

　　近日，在有關票站調查的討論中，不少評論都認為由筆者主持的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無須改變往日的處理方法。此外，基於不確的報導和錯誤的理解，不少巿民都以為民研計劃會在投票結束前公佈票站調查結果，「報復」選舉管理委員會監察不力。這些誤解，非三言兩語可以澄清。如今選舉過後，筆者可與讀者平心靜氣探討票站調查的問題和出路，集思廣益，為四年後的選舉作出準備。

不專業的調查操作湧現
　　首先要澄清的，是票站調查的專業操守，近年來已經每況愈下，情況已經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筆者所指的，並非使用票站調查資料的問題，而是專業操守的問題。

　　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二日，筆者在香港電台電視節目《左右紅藍綠》中說道：「票站調查早在一九九一年已經引入香港，而政黨比較有系統地使用票站調查作為選舉工程，在九三年王屋區議會補選中已經出現。九五年，學者蔡子強已經在其著作中指出，有政治團體在選舉中大量使用票站調查。政黨使用票站調查進行選舉工程，在政圈中已經是公開秘密。近年不同的，是這些調查開始全面企業化和科技化，但就沒有相應透明化，於是觸發有關調查應否納入選舉經費？選民有否受到誤導？等比較嚴重的問題。」筆者在零八年三月十三日，向立法會秘書處，以書面詳細描述了有關發展。筆者又在零八年四月十日，親自向選管會呈交兼口頭陳述有關情況。

　　所謂票站調查專業操守的問題，是指訪員沒有尊重被訪者的知情權，隱瞞調查的目的，或以自己的學生身份誤導選民，甚至是冒充政府人員或其他機構的訪員，套取選民的投票意向。此外，一些調查機構完全沒有抽樣的概念，一則妨礙其他調查機構的操作，二則對選民構成不必要的滋擾。試想像，如果每個票站外都有三、四個不專業的調查機構在操作，每個機構又派出三、四名訪員「大包圍」所有選民，情況會是怎樣？過去多年，加入票站調查的機構愈來愈多，中學有、大學有、政黨有、社區組織也有。在某些選舉某些關鍵票站，訪問員加上督導員的數目，比同期進出票站的選民還要多。

　　這類不專業的調查操作，除了窒礙專業調查的發展外，亦直接迫使巿民採取不合作的態度，不答或亂答訪員。就算是比較合作的巿民，很多都以為重複一次他們的投票選擇便可免疫，速步離開。殊不知，從學術研究的角度，投票選項只是其中一個研究課題。如果沒有其他選項連結分析，研究價值不會很大。

　　附表顯示，以回歸後主要選舉計，民研計劃的票站調查回應比率，有持續下跌的趨勢。一九九八年第一屆特區立法會選舉，以至二零零零年立法會換屆選舉期間，回應率大概都在七八成之間。之後，回應率下跌，二零零四年立法會換屆選舉時的回應率不足七成，今年的回應率更加不足五成。

　　如果今年的不足五成回應率是因為票站調查的公開爭議所致，那末，二零零零年開始的連續下跌，又怎樣解釋？票站調查專業操守沒落的問題，是筆者最關心的問題，與配票和選舉工程無關。

傳媒操守的問題
　　另外一個與選舉工程完全無關的問題，是傳媒操守的問題，亦是在今年所謂「票站調查風波」中，不少評論冠給筆者莫須有罪名的問題。

　　筆者於二零零八年四月十日，向選管會的口頭給書面陳述中，包括以下意見：

　　「基於維護學術自由和資訊自由的前提下，本人希望所有針對票站調查以至一般民意調查的規管，應該根據下列原則制訂：（一）政府愈少監管愈好；（二）資訊流通愈暢順愈好；（三）專業守則愈早制訂愈好......本人同意選管會對『傳媒及各有關機構』在『進行』、『公佈』和『廣播』票站調查時，保持自律，並在得悉任何機構違反有關指引時，『發表公開聲明對其作出嚴厲譴責或譴責』......不過，在行駛『譴責』權力的同時，選管會應該明確界定何謂『公佈票站調查結果』......即候選人利用政府批准在『禁止拉票區』內進行的票站調查，作為選舉當日選舉工程的重要部份。本人建議，選管會在票站調查指引中明確說明，有關行為有否違反選舉指引，而會招致選管會『嚴厲譴責或譴責』......倘若選管會確認有關活動是符合指引，則可以預期，以選舉工程為主的票站調查數目和規模都會不斷增加，而在民意調查專業守則尚未確立之前，有關調查的操作和質素會更加良莠不齊。此外，倘若有關活動沒有違反指引，本人會考慮修改以往與委託票站調查機構達成的協議，不再過問它們會否把調查資料，全日提供給其他人士。事實上，如果傳媒或研究機構會把票站調查的資料，同時提供給所有參選人士的話，選舉可能會變得更加公平，資訊會更加流通地成為社會公器。」

　　事情的發展是，筆者的確修改了與合作傳媒的資料發放安排，但只是關乎內部資料傳送的時間安排，其他細節沒有改動，亦沒有鼓勵傳媒挑戰選舉指引。

　　倘若傳媒日後基於資訊自由和公平資訊流通原則與政府蹉商，甚至挑戰政府，是傳媒的事。今年肯定不會，因為所有贊助票站調查的傳媒都與民研計劃合作多年，新聞主管亦君子承諾不會向外界泄密。巿民不信任這些承諾，質疑這個改變，筆者亦沒有辦法，亦一時說不清楚。

　　筆者會日後再討論這個問題，但就先在此提出一個反問：環顧世界，立法管制傳媒不得在投票結束前公佈票站調查結果者有，單單訴諸傳媒專業操守者也有，完全禁止票站調查者也有。哪些國家、哪些地區，會禁止委託或執行票站調查的傳媒機構，在什麼時間之前不能取得票站調查的資料，按照自己的需要作出內部分析？我們憑什麼理據，去規管香港傳媒的內部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