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輿論場」在中國的興起及其作用探討

　　在中國互聯網的發展歷程中，二零零三年被稱為「網路輿論年」。雖然網路輿論在二零零三年之前就已存在，但在這一年，中國的線民看到了自己通過網路輿論改變事件進程的力量。

　　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南方都市報》發表「被收容者孫志剛之死」的報道，揭露了一件廣州執法人員粗暴侵犯公民的人身權利致人死亡的案件，並配發評論「誰為一個公民的非正常死亡負責？」。報道和評論隨即被多家網站轉載，在網路中引起強烈的關注。當一個門戶網站貼出《南方都市報》的新聞報道時，跟帖在幾個小時內就達到上萬條，線民不僅在BBS上發出強烈抗議的聲音，而且還在四月二十五日當天建立了一個名為「孫志剛，你被黑暗吞沒了」（後更名「天堂裏不需要暫住證」）的紀念網站。這種輿論還迅速轉化為三位法學博士和五位法學家兩次上書全國人大常委會要求審查《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的行動。同年六月二十日，國務院發佈第381號令，廢止了《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新頒佈的《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其中提出自願救助的原則，取消了強制手段。孫志剛以他的生命換取了一個有關底層百姓的政府法規的終止，而這個階層的呼聲被忽略得太久了。

　　以往，當人們需要社會關注的時候，首先是尋找政府或相關機構，其次是尋求有影響力的傳統媒體。進入二零零三年之後，更多的人將網路作為獲得社會關注的低成本的、快捷的管道。網路輿論對現實世界產生了影響，《南方週末》的文章援引「一位瞭解孫志剛案件調查經過的人士」的話指出，「儘管傳統媒體對孫志剛案件報道不多，但互聯網上的排山倒海般的譴責和抗議卻形成了極大的壓力」。而在「SARS危機中，互聯網也充分體現了它的作用和獨特的優勢，人們在傳統媒體上不能發出的聲音經過網路傳遞出來」。

　　經過數年的發展，二零零八年，網路輿論的影響力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從「虎照門」到汶川大地震，從甕安群體性事件到三鹿「毒奶粉」，這一系列範圍廣泛、性質各異的事件，讓人們充分領略了網路輿論的威力。當門戶網站用可觀的篇幅報道謠言，當知名論壇對某一謠言的評論蓋起了宏偉的「高樓」，當源於網路的謠言登上「舊媒體」的大雅之堂，當某個政界或商界要人被迫花費時間和精力修復被損害的形象和人格，當醜聞把一些人從高高的位置上掀翻下馬，我們可以清楚地認識到，網路輿論場在中國的存在具有多麼重大的應然價值與實然意義。

網路輿論在政治生活中初顯作用
　　網路輿論在中國政治當中的作用也初步顯現：二零零三年的非典時期，新華社首次披露中央高層領導對網路的重視。胡錦濤總書記在視察廣東時，對一位參與防治非典的一線醫生說：「你的建議非常好，我在網上已經看到了。」而溫家寶總理視察北大抗非典工作時說：「我在網上看到同學們在留言中表達了同全國人民一起抗擊非典的決心，令人感動。」非典的資訊控制所引發的問題，最終導致中央改革了突發事件報道的管理辦法，「所有的國際、國內的突發事件都應該及時、準確地給予報道，這就促進了新聞的進一步改革」。

　　二零零三年之後，網路輿論繼續發揮著推動社會進步的作用，並成為一種「公開的內參」，亦為相關決策者提供了另一個更為全面更為集中的民意反映。繼胡錦濤總書記二零零八年與人民網「強國論壇」網友對話後，溫家寶總理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八日也來到中國政府網和新華網，與網友線上聊天。僅人民網「有話網上說」欄目開設半年來，就有十七位省委書記或省長回覆了網友留言。據媒體統計，二零零九年全國兩會期間，三十個省（市、區）一百零六名官員，以及二十三個中央單位的三十名官員，先後與網友互動。
「網路兩會」、「網路問政」、「網路監督」……新的現象還在層出不窮，互聯網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越來越多的事件發展的進程，線民成為政府問責制的重要推手。

互聯網將改變中國？
　　以一系列重大事件中的輿論為發端，互聯網在幫助普通公民發出自己的聲音、從而建立中國的公共領域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

　　首先，分權、匿名和靈活的互聯網促進了資訊傳播的民主化。在中國，媒介從來不是獨立的政府制衡機構，相反，政府把媒介看作創造國家統一和政治認同的核心工具，對媒介實施高度壟斷。在這種情況下，互聯網成為政府唯一無法完全壟斷的媒介。在互聯網的環境下，公民獲取資訊的成本大大降低，所獲得資訊的豐裕度和即時度也都有了較大提高。簡言之，公民對於社會事物的知情能力大大提高。在共有媒體之中，公民更是可以直接介入資訊的生產，而這在傳統的、國家控制的媒體管道中是無法想像的。

　　其次，互聯網創造了公民對政治和社會問題展開討論的公共領域。由於互聯網的交互特性，各種公共論壇應運而生，公眾第一次擁有了對公共事物進行評論、交換意見、形成輿論的場所。隨著知情能力和評論能力的提高，他們對社會生活和社會決策過程的介入程度越來越高，而這種介入度的提高反過來又促使公民在這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正如戴揚所說，「就具體問題表述立場就等於構建公共領域。」

　　第三，對於集會與結社自由匱乏的中國，互聯網加強了民眾之間的聯繫與集體行動。無論是「超女」的「粉絲」們通過網路和手機在全國多個城市協調發起的支持自己喜愛的明星的活動，還是反日的百萬網路簽名，都初步顯示了互聯網作為一種組織民眾的手段的作用。因為實地的集會仍然受到嚴格的監控，互聯網成為一種替代性的活動場所。政府對網上抗議和簽名採取了一種較為容忍的態度，既是因為尚不存在實際的政治威脅，也由於幾乎不可能消除網上集會。同時，興趣相同者開始利用互聯網從事志同道合的事業，一個例子是中國的思想知識類網站，集結了大量自由交換意見和資訊的知識份子。

　　儘管有以上的進步，互聯網在中國的發展仍然存在顯著的障礙因素。有學者把這些障礙歸結為三點：中國政府仍然保持一套世界上最精密的網路控制體系並執行嚴厲的網路監控政策；互聯網在全國的普及率仍然較低；中國社會仍然缺乏良好的公民文化。這些障礙使得互聯網不可能以一種戲劇性的方式改變中國的政治生活，像許多網路和政治觀察家希望看到的那樣。

　　相反，非正式團體和個人利用互聯網創建自主社區、促進政治參與的方式產生了最大和最積極的政治影響。通過這種方式，互聯網幫助創造了社會資本。在中國，建立在公民權利義務基礎上的現代社會資本的增加，是中國市民社會成長的表現之一，更多個人通過網路加入到公共領域中，有利於發揮公民享有的憲法權利，催化中國迫切需要的民主進程。中國公共領域的真正實現，將取決於獨立於國家的社會力量的興起和壯大，以及政府對民主政治的切實追求，兩方面的行動和策略結合在一起，才可能在中國建立民主，從而使公民充分發展民主態度和心智，認識、表達和協調他們的特別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