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話語之騰湧：以「中國模式」為例

　　一套炫耀中國國家實力的話語，在內地媒體上日漸成形。它們可稱之為盛世話語，如「盛世中國」、「中國道路」、「中國經驗」、「中國速度」、「中國奇跡」、「中國崛起」、「中國模式」。使用百度統計歷年「中國模式」這一關鍵詞出現在網絡新聞標題的頻次，其飆升軌跡如圖：

「模式」源流考
　　中共曾深飽受「模式」之苦。改革開放之初，經濟學家薛暮橋坦承，中國「大鍋飯」式的計劃經濟，是按蘇聯模式建立的 (《人民日報》八零年十月十三日第五版)。八八年，胡績偉、常大林提出，中國的改革「就其制度而言，是對中國共產黨依據馬克思列寧主義和蘇聯模式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制度，進行必不可免的改革和完善」(《人民日報》八八年十二月三十日第五版)。

　　一九八二年，鄧小平在中共十二大提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個其後沿用近三十年的旗幟性口號，當初卻是改革派抗衡保守派的妥協性用語。它在保守派念念不忘的「社會主義」舊瓶中裝進了新酒。「特色」即改革，八十年代中期逐漸明確，經濟改革的方向是市場經濟，政治改革的方向是民主政治。八九年六四事件後，鄧小平力保改革旗幟不倒，這個口號得以延續，但語意發生變異。

　　一九九一年，《人民日報》上第一次出現了「中國模式」一詞。它源自羅馬尼亞人對中國的讚譽 (《人民日報》九一年十月廿九日第七版)。柏林牆倒塌，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解體，中國沒有如一些西方人士預言的那樣「崩潰」，而是走上了一黨專權下的資本主義道路。這種政治收緊、經濟開放的路線，成為一些人口中的「中國特色」，亦令「第三世界」艷羨。據《人民日報》的報導，以「中國模式」讚揚中國的，有貝寧議會議長烏恩貝吉 (一九九四)、贊比亞前總統卡翁達 (一九九七)。九八年，《人民日報》在紀念改革開放二十年的特稿中稱：「環視五洲四海，風景這邊獨好。國際輿論盛讚中國的發展道路和富有成效的『中國模式』」(九八年十一月廿二日第二版)。

　　二零零二年胡錦濤接棒後，「中國崛起」一語風靡中國。如果說「中國崛起」是對中國成就的描述，那麼「中國模式」就是對中國經驗的總結。二零零四年，美國人雷默 (Joshua Cooper Ramo) 提出與主張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對立的「北京共識」(The Beijing Consensus)，肯定中共以穩定為核心的路線，他的論文亦將此稱為「中國模式」(China Model)。

「一次性授權」
　　「中國模式」在二零零八年和二零零九年忽成井噴之勢。如下列新聞標題：《是時候確立中國模式了》、《獨領風騷的中國模式》、《人權保障的中國模式》、《從東歐困境看中國模式》、《俄學者認為中國模式是全人類的財富》、《美國學者：中國模式的成功讓西方汗顏》……新華社的國慶評論《邁向現代化的偉大創舉 － 論「中國模式」的創造性》寫道：「此時，世界經濟正因國際金融危機的肆虐而陷入幾十年來少有的低潮。而在世界東方，社會主義中國依舊保持經濟較快發展的態勢。……」

　　「中國模式」一詞在二零零 八、二零零九年勃興的主要背景，一是中國成功舉辦奧運會；二是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三是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周年；四是世界金融危機的爆發。

　　二零零九年底，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中國模式 － 解讀人民共和國的六十年》一書。該書主編潘維對《瞭望東方周刊》解釋，「中國模式」中的經濟模式有四大支柱：國家對土地和生產資料的控制；國有金融和大型企業；自由的勞動力市場；自由的商品和資本市場。政治模式有四大支柱：現代民本主義的民主理念；強調功過考評的官員遴選機制；先進、無私、團結的執政集團；有效的政府分工制衡糾錯機制。他認為「破除選舉迷信是我國知識界和政界的緊迫任務」，中國沒有崩潰，就是因為頂住了「多黨競爭型選舉」這個西方主導的「世界潮流」。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所長房寧撰文，認為「實行這樣一種發展模式，需要一種比較集中的體制」，中國崛起的制度奧秘是「一次性授權使決策成本降低」，他所指的是，六十年來中共掌握的權力，是人民在四九年一次性授權的。

「麻醉藥」與「鴉片煙」
　　對「中國模式」這一提法，中共最高層取態微妙。雖然主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常委李長春和中宣部長劉雲山都曾使用 (事實上，盛世話語正是在他們「爭奪話語權」、「擴大影響力」的國家形象宣傳策略的產物)，但胡錦濤、溫家寶在正式場合卻尚未說過。

　　一批中國知識分子對「中國模式」一類的盛世話語持批評態度，主張正視中國問題、中國危機，正視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多重原因和一些不可忽略的「奧秘」。清華大學教授秦暉對《南風窗》雜誌說：「除了低工資、低福利的傳統優勢外，中國更以『低人權』的『優勢』，人為壓低人力、土地、資金和非再生資源的價格，以不許討價還價、限制乃至取消許多交易權利的辦法 『降低交易成本』。以壓抑參與、漠視思想、信仰和公正、刺激物欲來促使人的能量集中於海市蜃樓式的單純求富衝動，從而顯示出無論自由市場國家還是福利國家都罕見的驚人競爭力，也使得無論採用『漸進』的還是『休克療法』的民主轉軌國家都瞠乎其後。」(《南風窗》二零零八年第十四期)

　　二零零八年九月，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在《金融時報》中文網撰文《「中國模式」為何不好推廣？》，尖銳指出中國取得高速經濟發展支付了巨大社會成本，包括社會公正的缺失和生態環境的惡化。丁學良指北京奧運展示了「中國模式」的驚人效果和驚人代價，「全世界有財力這麼辦奧運的國家很多，但不願意，因為他們認為還有更值得花錢的領域。」二零一零年初，廣州中山大學教授袁偉時在接受採訪時更質疑「中國模式是否成立？」他指出，現在面臨的問題是社會矛盾尖銳化。當生存的問題解決後，人就會進一步要求捍衛自己的權利。這種社會矛盾用什麼辦法解決？只有按照民主、法治的方式解決，這是現代文明的規矩。總不能以中國特點為名動用暴力去解決吧？(《香港商報》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

　　學者吳稼祥在其博客文中認為中國目前的模式是市場經濟加威權政治，如果把「中國模式」當作自由民主的替代模式，那是給自己「灌迷魂湯、打麻醉藥、點鴉片煙。」耐人尋味的是，二 零零九年十二月七日，中共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同時發表四篇文章，主張慎言「中國模式」；作者中有前國務院新聞辦主任趙啟正和中央黨校副校長李君如。盛世話語在未來的傳播強度變化，可視為中國政治氣候變化的觀測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