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Vs撤退—採訪日本災區的思考

　　「是不是太懦弱了？」

　　揹著兩個背包，在東京成田機場，氣急敗壞的趕上飛機，茫茫然坐下來了，原本打算好好的睡一覺，應該說，原本打算好好的睡一覺來逃避一些問題，但腦海裡就是不停的出現這個問題。

　　還是請空姐要來了報紙。

　　打開香港報紙，一幅日本地圖，逐個地方清楚地用數字交代了最新災情，有的村鎮全沒了，一個都聯繫不上，過萬人失蹤。

　　頭版是核幅射的標題，圖片是數個白衣白褲白鞋全副生化裝備的人員，推著一個躺在擔架床上全身密封的災民去檢查，在防毒面具下人們都變得沒有咀臉，似乎證明撤退的決定是對的。

　　看畢，飛機起飛，由高空望著窗外的日本，又想起那些畫面。

　　還是再請來空姐，今次要了兩份日本報紙。

　　看不懂日文，但一幅新聞圖片有時勝過千言萬語。

　　一個女子披著毛毯，站在廢墟前發呆。打開內頁，兩名災民抱頭痛哭，背景是一台汽車插進了房屋屋頂。

　　鼻子一酸，眼眶又充滿了淚水。

　　想起在仙台海邊，如果面前突然翻起十米巨浪，想起行家說的，「那就向愛人大叫一聲『我愛你』吧」，想起生命的脆弱與無奈，想起那刻的生離死別，想起有多少人閉上眼睛抱著一起迎接最後，想起很多很多，再想起08年採訪四川大地震之後，行家說的一句話，「上到飛機，打開報紙，才責怪自己那時為什麼沒有好好的慰問災民。」

　　不禁再問，「在災難面前，是不是太懦弱了？」

從北京到仙台
　　三月的北京，不算很冷，午後的陽光挺溫暖的，提著手提電腦，不用穿外衣也可以從天安門廣場慢慢走到人民大會堂的東門。

　　紅旗飄揚，在東門石級的大理石柱下，碰到了香港的行家。都十多天了，全國兩會也進入尾聲，大伙兒也就在大會堂門外，拍了數張照片留念。「咔嚓」一聲，時間剛好是下午一時四十五分左右，日本在這一刻震動。

　　拿起「兩高」報告書，說到內地的法治，都是一些騙人騙自己的話。走出走廊，坐在樓梯梯級上，打電話回香港簡報內容。

　　此時主任經過，看了我一眼，說「日本地震了，8.8級。」

　　呼吸和心跳都恍惚停頓了一下，大地震總是無聲來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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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六中午，飛機在日本東京羽田機場降落。

　　在機場找到香港入境處人員和一些趕著回家的香港人，其中有一名年輕男子，問日本的核電廠好像爆炸了，很擔心安全，那時還未察覺危機已悄悄迫近，還安慰他說應該沒事，看來那時還是太相信日本政府。

　　傍晚，坐上電視台記者租來的20座旅遊巴，與行家一起一行10人出發到仙台。

　　高速公路封了，要走小路。途中在一間便利店外休息，店內連樽裝水都沒有了，餅乾面包什麼都沒有，有點出乎意料。

　　十二個小時之後，第二天早上大約七、八時抵達仙台。情況比想像中的要好得多。基本上沒有房屋倒塌，居民很有秩序在公園排隊取水。

　　旅遊巴先停在仙台市政府大樓外，然後開始採訪，中午前後開車往海邊，亦曾嘗試步行至災情更嚴重的地方，直至下午兩、三時左右，問題開始浮現。

　　原本還在與行家們計劃下午及明天的行程，旅遊巴司機說沒汽油，什麼地方都去不了，唯有返回政府大樓。

　　吃了點東西，入夜了，消息越來越多，也無從考究真偽。

　　有人說核電站爆炸了，核幅射洩漏，聽說吹南風了，污染物正沿海從福島往仙台飄過來。

　　心中有點納悶，其實對核事故一無所知，就是知道一旦出事了就會是大災難。幅射看不到摸不著，其實要比地震更可怕，地震來了還可以跑可以躲，震過了就沒事。核幅射來了，你一點感覺都沒有，你知道但你跑不掉也躲不了，除了等死你什麼都做不了，而那種死亡更是非一般的死亡，想想也覺得恐怖。最無奈是沒汽油，連逃亡的最後機會都沒有。

　　有人說日本政府叫國民留在室內，感覺就像連空氣也有毒。

　　有人說封鎖線擴大了，即時打開日本地圖，從未這麼細心研究距離與方向的問題，赫然發現仙台的東面就有一個女川核電站，距離仙台只有幾十公里，有人說女川核電站外的核幅射超標幾百倍。其實根本一點概念都沒有，超標幾百倍對身體有何影響？不知道，只知道當了記者6年，什麼時候聽過一種物質會比安全水平高出幾百倍？單聽數字就覺得可怕。

　　突然一名戴有臂章的外國人，問我們是否加拿大人，「不是」，然後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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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要在大樓內找地方睡覺，最後決定還是睡大堂，雖然冷，但如果有餘震，逃生也較容易。找來三張椅子，拍在一起一字排開，夜了，要決定明天的去留問題。

　　去或留，如果沒汽油就只有留，旅遊巴司機說，公司晚上已派人從東京送汽油上來仙合，早上八時旅遊巴會回來政府大樓。不用留就可以走，問題是要去哪裡。

留守前線的憂慮
　　其實很想繼續採訪，不過說真的還是有點猶豫。

　　當記者，有誰不想站在現場，用自己的眼睛用自己的紙筆記錄歷史？將親身感受化為文字，永遠比坐在電視前看NHK World或在電腦前看共同社來得真摯鮮活。

　　雖說言語不通，但天災面前，簡單一句問候，一句祝福，經大氣廣播就會變成力量無窮。

　　香港記者走在日本的災區上，更可看到香港可以從日本身上學習到的地方，這是任何地方的記者都做不到。

　　更重要的是記者有監察角色。政府有怠慢，政府有隱瞞，災民有不滿，災民有疑慮，只要災民有話想說，那怕是什麼地方的記者都可以是傾訴對象，有時外國記者更會比當地記者發揮更大功效。

　　當然這些都只是停留在理論層面，實際上做到多少又是另一回事。最大的顧慮是，一旦爆發核災難，肯定會大混亂，到時想走也走不了。

　　「沒有一宗新聞，值得用生命換回來。」總想起前輩們的這句說話。

　　見慣了大小意外，見慣了生離死別，第一天跑新聞的新人都會聽過，安全第一，平安回家，無論是採訪車禍火警還是地震海嘯都一樣。而今次面對的危險更是無色無形，避無可避。

　　有人說是過慮了，但從實況看來又確實值得憂慮。

　　也沒有什麼激烈辯論，很快就決定了天亮就走，回東京。

　　部分報紙行家似乎想留低，聽了又有點動搖。

　　一股熱血跑來災區，一有危險掉頭就跑，感覺很不光彩。更甚的是有點離棄了災民的感覺，覺得自己有點「沒義氣」，貪生怕死。

　　「是不是太懦弱了？」心想。

緊急撤退的決定
　　沒有毛毯，穿上大衣，拉上拉鏈，半夜，躺在三張並排椅子上，睡不著。

　　越來越多的「聽說」，有人說加拿大撤僑了，突然想起那個戴著臂章的外國人，即時在大樓大堂轉了兩圈，左顧右盼都找不著他，無從證實，但如果外國都撤僑了，那就代表似乎事態已去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繼續傳來更多核電站爆炸的消息，然後意見開始有點分歧，有人提出是否應該回東京的疑問，還是應該向北撤退。仙台在福島以北，如果回東京就幾乎一定要經過福島。有人建議順著風向走，避開核污染物，往山形、秋田再沿日本北岸返回中部的新潟，另一條路線就是向北面青森方向。這幾個地方都有機場，可以坐內陸機回東京。

　　但也引起其他問題，是否有足夠汽油支持「逃亡計劃」？如內陸機沒機位怎麼辦？如果去到青森還是走不了，要繼續北上去北海道嗎？

　　還是趁核事故未去到最惡劣境地，「搏一搏」盡快回東京？即使東京沒機位，最壞打算也可以繼續往南去大阪，甚至更南的地方，逆風向而行。

　　想太多也沒用，商量後決定，如果早上沒有更新的資料，就按原定計劃回東京。

　　過了午夜，數名揹著大背包的人進來政府大樓。原來是內地的行家，有來自廣州《南方都市報》的記者，交換了電話號碼。「要辦簽證所以來遲了」，他們說。

　　告訴他們現有已知無論真假有關核電站爆炸的資訊，沒有汽油要明早才撤走的困境，他們聽了都顯得有點憂心。

　　已差不多凌晨三時，《南都》的記者又出現，說他們找到一台車，有汽油的，現在就開車北上往青森，車上還有一個坐位，問要不要跟他們一起走。

　　這可說是最困難的決定。

　　很感激他們在最危難時伸出援手，能盡早撤退當然好，但北上了還是會有其他問題，又不知他們到青森後有什麼計劃。

　　還沒有開口婉拒，突然旁邊跑出另一位內地記者，說「有位嗎？我去﹗」
跟他們道別，祝福他們平安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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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看躺在旁邊的香港行家們，明天還是一起共同進退。

　　打了電話給入境處身在東京的人員，查詢核電站是否爆炸了，另外明天東京有沒有機位回香港，等候回覆時想，想不到自己也有打電話到入境處的一天。

　　「是的，核電站爆炸了。」入境處人員冷靜回答，但也不知能做什麼，報告了總共有多少行家在仙台，來自哪家機構等，希望入境處能安排機位。

　　想睡，但總是睡不著。不知何時，政府大樓大堂內，有人在地上放了一台小收音機，一直都是同一聲調的日文男聲廣播，聽不懂也沒有多理。

　　突然響起一把女聲，說「Here is information for foreigners…」。

　　即時坐起來，睜大眼睛，以為日本政府有什麼重要事要宣布，原來是通知外國人說有一個電話號碼，有專人用英語、普通話等答覆查詢。

　　姑且試試打電話去問一下，是一個操流利普通話的女子接聽，是一名中國人，問了一些核電站的問題，也沒有什麼新的進展。

　　整個晚上，電視台記者的手機不停響，另一些也在仙台的香港記者也想坐那台旅遊巴回東京，相約了明天早上在政府大樓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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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天氣很好，陽光充沛。但呼吸都不敢太用力。

　　大伙兒集合了，19名香港記者，另加1名香港人，是一名香港行家的姐姐。在車旁拍了張照，像撤僑一樣，坐滿了的旅遊巴，塞滿了行李器材，早上8時多出發。

　　幸好有這台旅遊巴，要不然大家都不知如何回家。
　　
　　昨晚行家替旅遊巴辦了個「緊急通行證」，回程可以走高速公路。

　　經過福島，下車休息了十五分鐘。

　　再起行時，有消息說剛剛下車休息時，福島核電站又有一次新的爆炸，車上又是一輪恐慌。

　　比去程快了一倍，回程只用了6小時，下午二時抵達東京成田機場。

　　在入境處人員協助下，輾輾轉轉登上了經台北回香港的航班。

　　香港國際機場，想不到全副生化裝備的人員已在停機坪等候。機場檢查後，再在醫院過了一晚，抽血檢驗後醫生說沒事，可以出院。

履行記者天職
　　已預計今次採訪又會引起行內一些討論，每次災難，當人人遠離災區，記者總是反方向而行，第一時間去最危險的地方，事後往往會有意見認為，記者沒受過訓練，裝備又不足，去了反而添煩添亂，又沒有帶回什麼有深度的報道。

　　這些說法都是對的，都是本港新聞機構的實況。

　　不過即使如此，亦不能全盤否定香港傳媒今次採訪日本地震的意義。

　　休息了兩天後上班，在報上讀著林社炳，炳哥的採訪手記。

　　「過去走過不少天災人禍的採訪場景，每次如暮鼓晨鐘，讓我警醒人生無常，善待自己生命之餘，還得尊重別人的生與死。

　　日本大地震，大批記者連夜趕程，希望搶先報道災情。誰也猜想不到，大地震引發海嘯後，福島核電廠接連爆炸，洩漏核輻射潛伏更大危機。有香港傳媒行家基於安全考慮，撤回香港。

　　想起了八九年北京學運，當年大批香港記者北上採訪，後來局勢緊張，更傳出北京部署血洗天安門廣場，為了僱員的安全，不少新聞機構急召記者返港，但有更多記者要求留下，面對公司下令撤離廣場，有人寧願辭職，以自由記者身份，最後見證解放軍血洗天安門。

　　記者走到採訪最前線，往往吉凶難料。雖然只是短短六日，但我有幸在自己可承受風險的範圍內，留守日本履行記者天職，緊守見證危情的信念。」

　　想起炳哥的豪情壯志，很是拜服，然後又不禁責怪自己。

　　差不多一個月了，到這刻仍在思考那個問題。

　　晚上，日本東部又發生7.4級強烈地震；巴西有槍手闖入小學開槍；利比亞戰亂為患；世界依然災難不斷，但求天下太平，只願採訪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