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思研討 – 為建構更成熟民意搭建平台

　　明年中，曾蔭權作為特首的任期便會完結，近期已有不少論者檢視他在任期的政績。作為公共事務討論節目製作人，筆者對曾特首上任之初提到會在施政中加強「公眾參與」元素這一點特別期待，看看將來有甚麼「好橋」可作參考。 可惜這數年間不少論者對政府公眾諮詢手法都是毀多於譽，坊間輿論熱烈，在此不贅。

　　然而，曾特首任期內出現不少具爭議性的公共政策建議，倒為我們提供了不少製作題材； 難度在於我們如何在爭議聲中，發揮公共廣播職能，為市民搭建一個理性、包容的討論平台，從而讓社會形成更成熟的民意。

　　政改方案也許是曾蔭權任內最棘手的政治任務，其後更衍生了五區「變相公投」。

　　2009年11月，特區政府發表「2012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諮詢文件」，諮詢期三個月至2010年2月。四十八頁的諮詢文件，不知有多少市民認真看過，但坊間討論已甚為激烈，並出現不少分歧。致電「烽烟」節目的聽眾，比較掌握各方事實和論點者不少，但「條件反射」般發表意見的似乎更多。面對這種社會形勢，節目製作人的一大疑問是：慣常的「烽烟」討論形式是否足以應付內容如此複雜，分歧如此嚴重，影響如此深遠的公共議題?

　　在此關鍵時刻，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總監鍾庭耀博士向我們介紹了史丹福大學協商民主研究中心提出的「協商性民意調查」(或稱「慎思民調」)概念，我們再從公共媒體角度，演化出「慎思研討」節目製作模式。

　　本文內容主要介紹香港電台及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合辦「慎思研討」的目標，製作流程，節目設計及效果，供讀者參考。

協商性民意調查

　　根據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網頁中的介紹，舉行「協商性民意調查」者以公共政策決策機構居多；看來民意調查只是手段，以協商形式強化「公眾參與」及凝聚共識才是決策者採用這種方式的最終目的。

　　作為公共廣播機構，香港電台舉辦類似活動的工作定位及目的和政府行政機關並不相同。我們希望達到的目的如下：

　　一. 盡量為受眾，包括聽眾及現場參與者提供較全面的資訊及觀點；

　　二. 讓持不同立場的主責官員或意見領袖在較公平的環境下發言及交流；

　　三. 透過隨機抽樣方法，邀請市民出席，從而提高參與者的人口代表性，令討論內容更有參考價值。

　　總的來說，我們希望透過較有組織和系統的製作過程，為廣大市民提供一個較深入及全面的政策討論平台。製作流程大致如下：

一. 先敲定議題。為確保市民有興趣花時間出席研討會，我們會選擇具爭議性、對社會有深遠影響、正反立場清晰且有足夠資料供市民參考的議題。

二. 由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全港隨機抽樣1000名18歲或以上，操粵語香港市民，回答與議題有關的一、兩條簡單問題，以得出該議題在全港市民當中的民意傾向。

三. 當中再以香港人口年齡及階層分佈，抽出100名願意出席節目參與討論的市民。

四. 香港電台會向願意出席的市民，在討論會舉行前數天，發放與議題相關的主要參考資料，例如政府諮詢文件，事件發展時間表，坊間代表正反雙方論點的評論文章等。市民認真看過，但坊間討論已甚為激烈，並出現不少分歧。致電「烽烟」節目的聽眾，比較掌握各方事實和論點者不少，但「條件反射」般發表意見的似乎更多。面對這種社會形勢，節目製作人的一大疑問是：慣常的「烽烟」討論形式是否足以應付內容如此複雜，分歧如此嚴重，影響如此深遠的公共議題？

五. 港台會邀請持正、反不同觀點的嘉賓出席。目標人物為具代表性意見領袖如政策主責官員、政黨要員、大學學者、智庫研究員等。

六. 為討論制定規則，確保發言人士能在公正及理性環境下發表意見。討論流程包括嘉賓個人發言及互相辯論時間，出席之市民亦有機會向嘉賓提問。過程間主持人會確保正反雙方總發言時間相若。

七. 市民在出席節目當日，於開始討論會前會填寫一份有關議題較詳盡的問卷，以記錄他們在參與討論前的意向。

八. 大會討論開始，包括講者個人發言及互相辯論，亦會接受現場市民質詢。

九. 講者總結發言後，市民會分成小組自行討論。

十. 不論在全體會議或小組討論中，均設主持人主持會議，確保不同意見者有機會發言及交流，主持人嚴守中立原則。

十一. 小組討論後，市民會再一次填寫與進場時相同的問卷。

十二. 在總結部份，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會先公佈較早前已完成的全港1000人樣本問卷結果，以顯示全港市民的民意方向。然後公佈100人出席者在參與討論前及後之取向，並量度其分別。

　　由2010年2月至2011年9月，港台聯同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就三個熱門公共議題舉辦過三次慎思研討，分別為：（一）2010-2-11 政改慎思：市民應否支持政府的政改方案？（二）2011-1-9 申亞慎思：市民應否支持香港申辦2023年亞運會？（三）2011-9-11 香港慎思：市民應否支持改變填補立法會議席空缺安排？

　　有關三次慎思研討的內容及結果，可參考香港電台網站「公共事務專頁」(rthk.hk/special/pau)之慎思系列(http://app3.rthk.hk/special/pau/special.php?cat=5)。

製作目的與觀察

　　由於現場出席人數往往在一百人以下，在統計學上來說並無代表性；更重要的是，港台製作慎思研討目的不在於尋找民意方向，亦不是要透過正反雙方的討論去影響市民看法，我們的製作目標是要向受眾示範一個較有系統的討論模式，從而鼓勵市民對具爭議性的公共議題有多些理解，在深思熟慮後才作出抉擇。

　　從過往三次慎思研討，我得到以下觀察：

一. 出席市民的特質：明顯與平日「烽烟」節目來電聽眾不同；例如：年輕人比例較「烽烟」聽眾高，在討論過程中沉默者佔多數，當然這是因為他們是透過隨機抽樣，被動地接受我們邀請出席，而非主動致電電台發言。事實上，一些出席者平日並不收聽電台，因此我們不能接觸到他們，他們的民意也不一定能透過傳媒反映出來。

二. 出席市民對議題的認識：不少出席者皆承認，在接受邀請出席時，並沒有接觸過政府的諮詢文件，他們都是透過我們寄出的基本資料，包括政府諮詢文件和各界評論文章才對議題有較深了解。

三. 正反雙方講者的表現：我們邀請講者出席時，會詳細介紹慎思研討的理念及討論規則，讓嘉賓有足夠時間準備，並明白主辦單位期望進行理性討論。 觀乎過往三次經驗，嘉賓的準備非常充份，雖然時有論點上針鋒相對，但仍能維持理性氛圍，讓出席者及聽眾有空間吸收和思考。

四. 大會與小組討論中出席市民的表現：雖則是同一批人士，市民在全體大會與小組討論中的表現，可以截然不同。不少市民在全體大會中都會聽從主持要求，用心聆聽，在答問環節中，亦只有一部份人踴躍發問，餘下都是沉默的大多數。但到了分組討論，市民大部份都踴躍發言，有些甚至成為小組的意見領袖。

　　也許民意在坊間醞釀的過程和我們在慎思研討的經歷有著雷同之處：市民先從政府及傳媒獲得資訊，再聽取坊間意見領袖的觀點，但最有影響力的可能還是自己群體內的人。

五. 討論前後的民意變化；三次慎思研討出席者在討論前後民意變化如下：

政改慎思：市民應否支持政府的政改方案？

　　慎思辯論前，約有50%參加者表示市民應該支持政府政改方案，表示不應該的佔25%。辯論會後，兩項數據的比率分別為39%及42%。意見屬「一半半」的人由25%下降至20%。

申亞慎思：市民應否支持香港申辦2023年亞運會？

　　慎思辯論前，從社會整體考慮，38%出席者認為香港應申辦2023年亞運會，表示不應該的佔49%。辯論會後，表示應該和不應該的分別為42%和53%。意見屬「一半半」的人由13%下降至5%。

香港慎思：市民應否支持改變填補立法會議席空缺安排？

　　慎思辯論前，表示支持修改法例的佔49%，而贊成維持現狀的佔48%。辯論會後，表示支持修改法例和維持現狀的分別為43%及55%。「意見屬」、「沒所謂」的人由2%下降至1%。

　　從數字顯示，三次慎思研討都顯示出經過討論後：出席者的正反趨向皆發生變化；在討論後「一半半」、「沒所謂」人數皆下降；三次的結果都是在討論後傾向反對議題者較多。

　　作為製作人，我們未能科學地解釋為何三次討論後反對政府建議者都有所增加，但對於首兩點變化，我們認為是可喜的，證明了慎思討論能改變一些人的想法，且令到本來未能確定己見的人得出一個結論，相信這類形式的討論有助推動社會理性討論問題，我們亦會繼續在適題適時的情况下推出慎思研討節目，履行公共廣播推動多元意見的角色。

　　至於政府作為決策者，假若想在施政中加強「公眾參與」元素，也不妨舉辦一個規模更大、有更多主責官員出席作講者的慎思研討，相信必定比單單一個傳媒製作代表性更大，社會效益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