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牆處處—倒退中的香港新聞自由

　　十二年前，香港大學高層干預鍾庭耀調查特首民望事敗，校方立即加以調查、公開聆訊應對危機，查個水落石出，也為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樹立標杆。

　　今天，當年的歷史教訓已經聲沉影寂。港大對「八一八事件」只作低規格、不公開的調查。浸會大學趙心樹教授不待民調完成便公佈初步結果，誤導民意，動機可疑，更惹起師生及輿論猜疑，而校方卻還以既不獨立又不公開的調查，九日內完成報告，不計內容空疏、論據乏力，只求高速平息風波。

　　再看今天鍾庭耀的處境。港大高層不再干預了，但去年底以來，他有關港人身份認同的調查，一直被中聯辦官員及左派輿論猛烈批評。他打算在特首選舉前推出的民間全民投票計劃，更被指為公投行動。人身攻擊代替理性討論，政治誣衊蓋過學術探討，文革式的無理批判植入本港的公共討論空間。

侵擾公共空間的舉動
　　從浸大調查不力到鍾庭耀飽受攻擊，都看到言論和新聞自由的生態污染和環境屏障。浸大調查小組從未接觸校外人士，自限搜證範圍，便表示證據不足而認定沒有政治干預。浸大的自我設限，形同自我審查，也同時限制新聞界報道真相的能力。校方調查沒盡全力，新聞自由尋求真相的社會職能注定大打折扣。同樣，左派輿論近期對幾位學者大事撻伐，極盡詆毁之能事，不但踐踏理性，抹黑真相，目的更在於宣示他們與中方為敵，以劃清界線，並製造恐懼，令他們行事行文都提心吊膽。據知有傳媒高層告知記者少找該三位學者訪問，避免得罪權貴。這種政治手法假若不幸得逞，社會言論的多元化勢必削弱，也變相收窄新聞自由的空間。

　　這些侵擾公共空間的舉動，近年接迭發生。例如，港鐵的廣告代理公司以抽廣告為要脅，要求報章不報道對其不利的新聞，（如該公司在海內外鐵路經營的事故、港鐵商場或職員的負面消息），明顯是踐踏新聞自由。相反，亞視電視的有償報道的片段置入公共時事節目之中，魚目混珠，不僅違規，也偷走了傳媒的公信力，是誠信自殺的行為。

扼殺新聞預警作用
　　新聞自由不斷受到擠壓和攔阻，其實原因多端。除了傳媒或消息來源的自我審查，或者其他組織和力量的不規則介入，更由於特區政府全力控制公共資訊流通，並且給言論自由諸多設限所致。儘管回歸以來，政府新聞處用於公眾和發佈資訊開支上升三成，由特首至各官員亦更注重傳媒報道及輿論，但政府的開放程度以至誠意，卻令人質疑。首先，特首曾蔭權二零零七年連任以來，新聞處籌辦的公開記者會及背景簡報會大幅下降約兩成，由之前每年平均1406次降至以後每年1140次，去年更低至1037次。資源增加而公開交代減少，既反映政府較前不願意推銷政策，或向公眾問責，亦顯示政府寧把資源用於網上官方媒體，以官方單向發佈消息，取代跟傳媒雙向互動的溝通方法。

　　其實曾蔭權政府到了任期末段，卻絕非無事可為，更非無法按部就班，向公眾交代政策，引發公眾討論。但奇怪的是，政府不時把幾個議題同時推出，令民意數以聚焦，以減輕民意的壓力。例如去年十二月中，政府趁兩電提出加價，同時推出四項爭議不少的政策，包括骨灰龕政策、排檔規管辦法、選民登記新規則、教科書政策檢討。此計分散了巿民的注意力，亦令傳媒難以同步跟進五項發展，有利政府控制公眾議題，卻阻礙大家逐項深入探討、發表意見。

　　其次，隨住警方和消防通訊系統數碼化，一切突發事件的通報權，全掌握在當局手上。據分析，警方向傳媒通報的罪案宗數只佔全部案件不到6%，比起初實施數碼通訊時少了一半，而通報時間平均是事發後32.5分鐘，遠超警方承諾的20分鐘。官方往往以保護受害人私隱為由不通報風化案，甚至連匪徒犯案手法、地點、時間也拒絕公開。例如，新政策實施後，將軍澳連環傷人案，縱使發生於同一地區，卻給警方扣壓，直至一周後才通報，而觀塘非禮女生案件，警方要待受害人數升至四名才公佈。

　　傳媒無法報道，巿民無從提高警覺，新聞的預警作用慘被扼殺於無形。

　　今年起，消防處亦採用數碼通訊，只會發佈有關火警、特別服務（如洩漏氣體）、集體受傷等消息，卻不公開個別人士的救護召喚。即使涉及高官的個案，政府亦不會通報。無疑，政府沒有使用暴力制止新聞採訪，但通過控制資訊源頭，過濾消息，隱去部分情況或延誤通報，令傳媒無法報道，又何異於卡壓新聞自由，剝奪巿民的知情權？這跟限制不同政見者入境或留港工作，從而收窄本地傳媒的採訪資訊源，又有何分別？

　　其三，保安當局近年多番舉動，卡壓公民活動和採訪空間，不啻是以硬力量強控表達和新聞自由（見《傳媒透視》去年九月拙作）。

　　零一年年底，政府建議立法規管纏擾行為，以保護巿民。立法建議以英國類似法律為藍本，但該法令九七年在英國實施以來，政府多次用來控告示威人士和組織，以制止抗議活動。若此漏洞不加堵塞，法案又不豁免新聞採訪的刑事責任便匆匆通過的話，和平示威者以至鍥而不捨的記者都會後患無窮，政府可視其為纏擾者而繩之於法，本地言論自由又多一層法律牽制。

公共廣播須彰顯民主人權
　　由廣告壓力到權力干擾，由自我審查到政府控制，都是擋截新聞自由的高牆。公共廣播的意義正是賦權民眾，穿越高牆，讓輿論監督權貴，讓社會凝聚共識，讓民間互相關顧，以民意力量和社會智慧推動一地發展。這種制度理應是文明社會的必備組件，以免傳媒公器淪為執政者、政治勢力和商業利益的附屬。對於民主制度不全、人權不進反退的香港，公共廣播更須彰顯民主人權。

　　反觀眼下情勢，政府既無藍圖宏願，以建公共廣播，更先增設顧問委員會，再開歷史倒車，以政務官入主香港電台，用不同手段削弱架構協議賦予港台的相對自主權。另一方面，港台以節目改革為由，竟自挖牆腳，換走以捍衛民主人權為己任的吳志森，烽煙節目的新主持回歸歷史，重演上世紀八十年代的風範，溫文持平有餘，似乎監察和批評力度不足。由此走下去，港台不僅難望成為公共廣播機構，能否保持現時監督權貴的力度和聲音，亦頗成疑問。

　　如斯亂局下，本港新聞自由的國際排名注定滑落之餘，新聞界亦面臨嚴峻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