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人打噴噴嚏 學術界著涼

　　今年我在北京作訪問學者，雖然身不在香港，但透過中大提供的翻牆軟件，仍然基本掌握香港社會的動態，這次數名學者遭左派報紙點名批判，作為學術界的一份子，自然有切膚之痛。

困擾香港公共空間的低氣壓
　　駐香港的代表機構中聯辦對香港學者愈來愈不客氣，這是近幾月來困擾香港公共空間的低氣壓，具體表現在親中報章如何密集的點名批評個別學者或個人。

　　最先為人注意的是香港科技大學的成名教授，他給左派報章批評為走極端激進路線，自由去年11月開始，兩個多月內竟有二十多篇文章批評他；成名之後，續有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總監鍾庭耀。後者在民意調查中發現香港人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創下十二年新低，鍾庭耀立即被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批評調查「不科學、不符合邏輯」，加上親中報章的狠批，文章數目多達七十多篇。其後，《大公報》再以社評點名批評成名、鍾庭耀、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的蔡子強是「真政客、假學者」，打着「學術自由」的旗號、披着學者的外衣，長期為個別抗中亂港的政黨服務。

　　明顯，中央在港官員對不同意見的學者已開始不再客氣了。面對這情況，我會從三方面作出討論，其一是中聯辦在維繫一國兩制中扮演的角色、其次是親中報章在民意的位置，最後是學者作為公共知識份子的任務。

維繫一國兩制中微妙的平衡
　　郝鐵川批評鍾庭耀的調查「不科學、不符合邏輯」，到底是否如香港大學校長徐立之所言的純粹學術討論？雖然學術討論不一定要在學術會議中進行，但學術討論上的引經據典或者理論依據必不可少，而且郝部長忽略了其政治身份。在權力上，中央官員與一個大學學者從來都不是對等的，就如老闆要對下屬的工作有此意見，下屬不會理解為平輩的提點，其中牽涉到的，就是尊卑有別的權力關係。所以西方學術界流行是不具名的批評（blind review），就是避免因為被評者與評核者的學術地位或身份，影響評核的客觀性。郝部長衝著鍾庭耀而來的批評，很明顯與調查的政治含義有關。

　　港人身份調查的代表性輿論已有很多討論，這裡只希望指出，無論新聞自由，抑或學術自由，都不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份，其保障除了一國兩制的法律依據，亦在於一些微妙的平衡，就是當權者有多自覺這些自由的可貴，權力擁有者對自我權限有多自覺制約，而一國兩制的維繫，在於北京是否願意自律，不讓一國壓倒兩制。

　中國在回歸初期信守承諾，不干預香港內政，主要仍覺得香港矜貴，當然亦與當年二地的經濟及文化的差距有關；但回歸十五年來，中港關係的蜜月期已過，北京對香港的容忍亦逐漸露出疲態，在國內流行的說法，是香港就像一個寵壞了的兒子，香港人從中央得到的好處從來不缺，但又經常自覺比內地人高人一等，所以北大教授罵香港人是狗，在國內不乏支持者，不少人都認為香港人得一想二，而按中國大家庭的老規矩，子孫是要自己爭氣討老人家歡心，但香港既不爭氣又對祖國不懂感激，自然令阿爺覺得不是味兒。在這種情況下仍然要奢求要得到更多的特權，便會出現「憑甚麼？」的問題。因此郝部長對民意計劃的「指點」就不自覺流露京官的威勢，是不願再自我約束的表現，難怪連外國媒體如《華爾街日報》亦嗅到事態的嚴重。

　　幸而，郝部長的火很快便收斂，可見中央是不會輕易破壞一國兩制的承諾。況且香港的自由空氣對台灣仍有示範的作用，郝部長對學術界的不客氣，亦屬於一種姿態，一方面測試輿論的反應，另一方面亦要看學術界是否識相。

親中報章在民意的位置
　　其次是左派報章在香港輿論的影響力問題。其實左派報章攻擊不同意見作者的事時有發生，回歸前我定期在報章寫評論時，亦曾因為有關香港電台作為公共廣播的討論被《文匯報》點名批評。點名批評是少數本地報章的特色，大部份報章對意見的討論是對事不對人，不提姓名卻針對其意見，較為客觀理性；然親中報章的點名方式，卻有恫嚇的效果。當然被點名的人是否覺得受威脅因人而異，我記得當時只是一笑置之，感覺是左派報章亦有其言論自由，也曾經寫過文章分析親中報章的政治處境。英治時期左派報章備受屈辱，對回歸後由港人當家作主寄望甚殷，因此回歸前正是它們爭取輿論主導權時期，點名或攻擊手法有助左報與主流輿論界打筆戰，令社會大眾更留意左派觀點，從而提升親中報章在主流媒體的能見度。

　　回歸已經差不多十五年，但親中傳媒的地位及對政策的影響力並未因為政權轉移而有所改變，左派報紙所代表的仍然屬於親中人士的觀點，它在言論陣地中有其代表性但卻缺乏帶動民意的力量，而且大部份時間，它與其他主流媒介存在對立的狀態，沒法與主流輿論透過交流及對話作有機的互動。筆者這裡所說的交流對話，是與指和平理性的討論，而非指責與謾罵。因此左派報章近期不尋常的攻擊學者行為，除了緊隨中央路線外，亦可以視為爭取民意的話語權的表現，親中報章若不是用非比尋常的力度，主流媒體基本上不會留意，更遑論納入議題討論範圍。親中報章要提升其政治能量，攻擊反對派自然是策略之一。但公眾如何看待這些攻擊手法？文革式上綱上線的謾罵會否適得其反？令人覺得橫蠻無理？

學者作為公共知識份子的任務
　　最後一提的是學術界作為公共知識份子的角色。學術研究與大多數社會事務無關，除了少數與社會科學、商業或經濟相關的學科外，香港的學者在兼顧象牙塔內出版、研究及教學要求之餘，只有為數不多的學者關心社會議題；而願意面對傳媒的，更寥寥無幾。無他，社會事務或媒介的參與不會計算在工作表現範圍以內，學者用自己的時間作社會參與，大部份是基於社會良心及對社群的承擔。當然亦有出於其政治信念或者是學以致用的，但溫和的學術界多數用客觀理性的方法對事件作出分析或提出不同的意見，幫助公眾理解事件或作出判斷。即使有學者支持不同政黨，亦代表社會不同界別的不同政見，不明白為何學術界不能有不同的聲音。

　　中聯辦官員與親中報紙的連串抨擊，令無權無勢的學術界感到焦慮，學術界雖然習慣面對學術上的批評，但面對這種政治打壓卻是有理說不清的，這類攻擊的確會影響到學術自由。很多從事學術研究的人會因為怕惹麻煩，會盡量維持「政治正確」而害怕表達自己的觀點；親中傳媒若對學術界虎視眈眈，寫文章或回應動輒得咎，亦會影響學者發表的意慾；即使有學者參與公共議題的討論，亦會顧慮到權貴的好惡，而索性迴避所謂敏感的課題，這些都會損害到香港的學術自由和學者對社會應有的承擔和責任，到最後都是多元意見社會的損失。

　　學術自由與香港其他的自由是連成一體的，是關乎香港社會整體利益的問題，過往學術界像一盤散沙一樣，對社會議題欠缺明確的立場，這次面對外來的攻擊，學者的反應不及傳媒的反應強烈，顯然學術界對其作為公共知識份子的身份及維持公共空間的任務，是如何溫溫吞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