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在日漸嚴竣的新聞生產環境有甚麼出路

　　《明報》高層突然更換總編輯一事，在社會引起極大迴響，除了記協及傳媒學者齊聲譴責外，大批前《明報》員工、及各大專院校新聞系系會和市民也聲援。連立法會也（罕有地）通過一條「捍衛編採獨立自主」的議案（相關議案在2008、09及11年提出時均遭否決），足見不同社會階層都驚覺到事件的嚴重性。

　　事件固然不能以單一事件觀之；之前《南華早報》換總編輯、《信報》抽走「獨眼新聞」稿件和商業電台節目主持人被調職，或差不多同時間發生的《am730》廣告被抽起等事件的相繼發生，顯示自回歸以來新聞媒體涉嫌遭受審查或自我審查的事件，是前所未有的頻繁。但今次事件發生於《明報》身上，從個別案例觀之，可以視為香港新聞自由倒退的進程上的一項「里程碑」。本文試歸納這些事件，參考不同論者觀點，從政治經濟學分析事件對新聞自由帶來的啟示，繼而嘗試探索在這日漸嚴竣的新聞生產環境有甚麼出路。

主流媒體自我審查明顯化
　　自我審查並不陌生；重讀香港記者協會出版2007年度香港新聞自由報告已提出，記者面臨不同形式的自我審查，包括…。自我審查，本來就較來自權力的審查的隱性，是內部管理層對政治審查的詮釋，基於負面想像產生恐懼所作出的編緝性調整，例如將政治敏感的報導或評論淡化甚至抽起。自我審查的結果可能與直接審查的雷同，以往的標示較多在文本上，但其內化的空間可謂無遠弗屆，除了符合福柯（Foucault）所提出的「內部規訓力量」（disciplinary power）外，近年的「自我」審查見於（親中）投資者對較敢言或與建制持反調的媒體進行經濟上陰乾；如2011年的DBC 事件，以至中資機構抽起對《am730》的廣告，以及《蘋果日報》長期被親中集團、中資銀行杯葛，反映以經濟作手段，迫使新聞傳媒順化。但《明報》資深總編劉進圖突然以「莫須有」原因被撤換，證明自我審查的「表演」已愈漸明顯，以及蔓延至新聞生產的核心—編輯部—甚至進階至管理層（今次的撤換應該是牽涉管理層最高的一個）。更令人憤怒和慨嘆的，事件是發生在以「公信力第一」為座右銘、高舉新聞操守、強調高質素偵查報導的《明報》身上，今次的撤換，顯然會令其公信力高及捍衛編輯自主的形象蒙受打擊。輿論指《明報》素有「紅資本」，最終會對其編採方針來一次整頓。

　　雖然《明報》總編緝撤換背後的真正動機、及對其編輯獨立性影響多大仍屬未知之數及流於猜測，但不論猜測屬實與否，從暫時的反響中可以肯定的，是香港傳媒已被觀為「失守」，「變紅」的程序幾近完成。也重讀Noam Chomsky的《政治宣傳模式》（Propaganda Model），他提出傳媒面臨五種「過濾」（filter）：擁有權、廣告、消息來源、反響（flak）、及反共產主義（anti-Communism）。今天《明報》及部分較敢言／支持泛民的同業正遭受從擁有權（ownership），到廣告（advertising）對其編採方向進行整頓，而從《明報》的例子進一步說明中資的政治力量，已經「暴力化」，由幕後干預到前線撤換，或如李立峰兄撰文提到「從後台到前台」，突顯由當權者的傲慢。審查與自我審查的界線也越漸模糊。

　　其實以經濟作為政治操控的手段，也不是中國、俄羅斯等後共產政權的獨特技倆；民主社會如美國或南韓，主流媒體也逐漸受大政黨支配，在新自由主義論述下越漸向財團及建制靠攏而立場右傾，失去監察政府的能力。以梅鐸集團旗下的霍士電視網絡，其新聞方針就是向共和黨傾斜。香港的情況所不同的，是政治勢力的中央化、令政治與經濟更混淆。政治經濟學者對新自由主義抬頭使政府、政黨拜金，靠攏財團；但在媒體的語境下，新聞媒體變得鞏固現況，為的唱好經濟，刺激消費，令商家獲利，亦能為政黨爭取選票。但在政局面臨一國的陰霾下的香港，政治與經濟的含混不清，只會令輿論更單一，大大損害香港作為兩制的niche。有消息指近期一連串對主流媒體的封殺，顯示西環正為來勢洶洶的「佔領中環」備戰，對媒體高調施壓，以加強輿論監控。總編輯作為消息的把關人，變相就是輿論的總管，因其直接操控／設定甚麼議題，怎樣設定。

另類媒體「第五權」
　　主流媒體失守，獨立新聞互聯網被視為可以補足負起監察政府及權貴的「第五權」。這些另類媒體利用互聯網平台科技的低廉成本，可以突破主流媒體的財政制肘，確保編輯自主；其編採方針亦以批判政府及財團及所造成的社會不公，故政治立場上也傾向親民主、扶助弱勢。自2009高鐵事件後，挾著「公民記者」理念，揭示社會不公，着重主流媒體忽視，或以市場最大化為名而摒棄的議題的獨立媒體紛紛成立，如獨立媒體（香港）、《852郵報》、《熱血時報》、香港天樂媒體、D100、USP社運聯合媒體、SocRec社會記錄頻道等。但執筆之際，這些媒體舉行記者會，譴責政府拒絕新媒體進入政府活動現場採訪，又拒向網上媒體發出採訪通知及政總記者證，令人憂慮政府有意打壓網上媒體，期望能爭取與其他傳媒同樣的採訪權。

　　Chomsky提出的「過濾」中，「消息來源」正是特區政府近年操控媒體的重要舉措，而新聞網絡媒體的非「專業」性，令政府更可以肆無忌憚地禁止其採訪。現時在網絡媒體中只獨立媒體設有「特約記者」制度，目的就是向其外出的公民記者發記者證，使他們能與其他主流媒體有同等的許可及承認。其他網絡媒體，基於抗衡記者專業制或政府的限制而均未有此做法。政府近年以不同理由，及以「飯局」、「吹風會」、或設採訪區等形式限制新聞採訪，重要政府消息以官方新聞處發放，剝奪新聞生產的獨立性，使政府（包括警方及消防處等）成為掌握消息及輿論的把關人，違反民主社會中政府、媒體以至人民的互相制衡關係。但見《明報》1月23日在網頁上刊登梁振英視察沙田水泉澳公屋地盤的照片，觀乎照片對梁氏形象的正面呈現，不禁令人憂慮報章報導政治新聞的中立／公信性（見附圖）。

捍衛新聞專業
　　香港新聞自由在遭受Chomsky的五種過濾中三項前所未有的控制下，公民社會可以如何突破新聞及言論自由進入冰河期的局面？早前《南方週末》發生同類事件時，機構內員工進行抗爭，更獲其他省市同業以示威聲援，市民遊行支持。港視被拒發牌，引發上十萬人遊行，港視員工在集會中站台，標示着新聞／娛樂媒體怎樣與政治扣連之餘，更彰顯媒體（工作者）在推動民主的工具性。

　　如今當權者從擁有、財政、消息來源、文本伸展至管理、從幕後到營前，施行有系統的箝制時，公民社會唯有以更全面的「抵抗式參與」，所牽涉主流媒體工作者不單要施展策略突破機構內的封鎖，更要與獨立新聞媒體連線，進行消息分享，以捍衛香港新聞的專業性及吹雞功能。主流媒體工作者更需向社會吹雞，揭示機構內的黑暗。在今天社會上的輿論戰白熱化之際，新聞自由狀況的最終受益／受害者—閱聽人作為消費者及公民—亦需深化第五權的抗衡，利用互聯網作為工具及武器，突破消息發放、提升有意義的議題討論，宣傳民主公義的文化價值、動員網民參與社會運動。公民中不同持份者更應在媒體中（不論主流或獨立）爭取話語權，例如投槁、寫給編輯的信，亦建立自己的部落格（blog），充當輿論工作／生產的責任。

　　媒體作為通訊及動員工具，在數碼年代的今天，在香港的政治語境下更應充分發展成突破自我審查、捍衛言論自由及多元性，推動民主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