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在日漸嚴竣的新聞生產環境有甚麼出路

2014-02-14

  《明報》高層突然更換總編輯一事,在社會引起極大迴響,除了記協及傳媒學者齊聲譴責外,大批前《明報》員工、及各大專院校新聞系系會和市民也聲援。連立法會也(罕有地)通過一條「捍衛編採獨立自主」的議案(相關議案在2008、09及11年提出時均遭否決),足見不同社會階層都驚覺到事件的嚴重性。

  事件固然不能以單一事件觀之;之前《南華早報》換總編輯、《信報》抽走「獨眼新聞」稿件和商業電台節目主持人被調職,或差不多同時間發生的《am730》廣告被抽起等事件的相繼發生,顯示自回歸以來新聞媒體涉嫌遭受審查或自我審查的事件,是前所未有的頻繁。但今次事件發生於《明報》身上,從個別案例觀之,可以視為香港新聞自由倒退的進程上的一項「里程碑」。本文試歸納這些事件,參考不同論者觀點,從政治經濟學分析事件對新聞自由帶來的啟示,繼而嘗試探索在這日漸嚴竣的新聞生產環境有甚麼出路。

主流媒體自我審查明顯化
  自我審查並不陌生;重讀香港記者協會出版2007年度香港新聞自由報告已提出,記者面臨不同形式的自我審查,包括…。自我審查,本來就較來自權力的審查的隱性,是內部管理層對政治審查的詮釋,基於負面想像產生恐懼所作出的編緝性調整,例如將政治敏感的報導或評論淡化甚至抽起。自我審查的結果可能與直接審查的雷同,以往的標示較多在文本上,但其內化的空間可謂無遠弗屆,除了符合福柯(Foucault)所提出的「內部規訓力量」(disciplinary power)外,近年的「自我」審查見於(親中)投資者對較敢言或與建制持反調的媒體進行經濟上陰乾;如2011年的DBC 事件,以至中資機構抽起對《am730》的廣告,以及《蘋果日報》長期被親中集團、中資銀行杯葛,反映以經濟作手段,迫使新聞傳媒順化。但《明報》資深總編劉進圖突然以「莫須有」原因被撤換,證明自我審查的「表演」已愈漸明顯,以及蔓延至新聞生產的核心—編輯部—甚至進階至管理層(今次的撤換應該是牽涉管理層最高的一個)。更令人憤怒和慨嘆的,事件是發生在以「公信力第一」為座右銘、高舉新聞操守、強調高質素偵查報導的《明報》身上,今次的撤換,顯然會令其公信力高及捍衛編輯自主的形象蒙受打擊。輿論指《明報》素有「紅資本」,最終會對其編採方針來一次整頓。

  雖然《明報》總編緝撤換背後的真正動機、及對其編輯獨立性影響多大仍屬未知之數及流於猜測,但不論猜測屬實與否,從暫時的反響中可以肯定的,是香港傳媒已被觀為「失守」,「變紅」的程序幾近完成。也重讀Noam Chomsky的《政治宣傳模式》(Propaganda Model),他提出傳媒面臨五種「過濾」(filter):擁有權、廣告、消息來源、反響(flak)、及反共產主義(anti-Communism)。今天《明報》及部分較敢言/支持泛民的同業正遭受從擁有權(ownership),到廣告(advertising)對其編採方向進行整頓,而從《明報》的例子進一步說明中資的政治力量,已經「暴力化」,由幕後干預到前線撤換,或如李立峰兄撰文提到「從後台到前台」,突顯由當權者的傲慢。審查與自我審查的界線也越漸模糊。

  其實以經濟作為政治操控的手段,也不是中國、俄羅斯等後共產政權的獨特技倆;民主社會如美國或南韓,主流媒體也逐漸受大政黨支配,在新自由主義論述下越漸向財團及建制靠攏而立場右傾,失去監察政府的能力。以梅鐸集團旗下的霍士電視網絡,其新聞方針就是向共和黨傾斜。香港的情況所不同的,是政治勢力的中央化、令政治與經濟更混淆。政治經濟學者對新自由主義抬頭使政府、政黨拜金,靠攏財團;但在媒體的語境下,新聞媒體變得鞏固現況,為的唱好經濟,刺激消費,令商家獲利,亦能為政黨爭取選票。但在政局面臨一國的陰霾下的香港,政治與經濟的含混不清,只會令輿論更單一,大大損害香港作為兩制的niche。有消息指近期一連串對主流媒體的封殺,顯示西環正為來勢洶洶的「佔領中環」備戰,對媒體高調施壓,以加強輿論監控。總編輯作為消息的把關人,變相就是輿論的總管,因其直接操控/設定甚麼議題,怎樣設定。

另類媒體「第五權」
  主流媒體失守,獨立新聞互聯網被視為可以補足負起監察政府及權貴的「第五權」。這些另類媒體利用互聯網平台科技的低廉成本,可以突破主流媒體的財政制肘,確保編輯自主;其編採方針亦以批判政府及財團及所造成的社會不公,故政治立場上也傾向親民主、扶助弱勢。自2009高鐵事件後,挾著「公民記者」理念,揭示社會不公,着重主流媒體忽視,或以市場最大化為名而摒棄的議題的獨立媒體紛紛成立,如獨立媒體(香港)、《852郵報》、《熱血時報》、香港天樂媒體、D100、USP社運聯合媒體、SocRec社會記錄頻道等。但執筆之際,這些媒體舉行記者會,譴責政府拒絕新媒體進入政府活動現場採訪,又拒向網上媒體發出採訪通知及政總記者證,令人憂慮政府有意打壓網上媒體,期望能爭取與其他傳媒同樣的採訪權。

  Chomsky提出的「過濾」中,「消息來源」正是特區政府近年操控媒體的重要舉措,而新聞網絡媒體的非「專業」性,令政府更可以肆無忌憚地禁止其採訪。現時在網絡媒體中只獨立媒體設有「特約記者」制度,目的就是向其外出的公民記者發記者證,使他們能與其他主流媒體有同等的許可及承認。其他網絡媒體,基於抗衡記者專業制或政府的限制而均未有此做法。政府近年以不同理由,及以「飯局」、「吹風會」、或設採訪區等形式限制新聞採訪,重要政府消息以官方新聞處發放,剝奪新聞生產的獨立性,使政府(包括警方及消防處等)成為掌握消息及輿論的把關人,違反民主社會中政府、媒體以至人民的互相制衡關係。但見《明報》1月23日在網頁上刊登梁振英視察沙田水泉澳公屋地盤的照片,觀乎照片對梁氏形象的正面呈現,不禁令人憂慮報章報導政治新聞的中立/公信性(見附圖)。

捍衛新聞專業
  香港新聞自由在遭受Chomsky的五種過濾中三項前所未有的控制下,公民社會可以如何突破新聞及言論自由進入冰河期的局面?早前《南方週末》發生同類事件時,機構內員工進行抗爭,更獲其他省市同業以示威聲援,市民遊行支持。港視被拒發牌,引發上十萬人遊行,港視員工在集會中站台,標示着新聞/娛樂媒體怎樣與政治扣連之餘,更彰顯媒體(工作者)在推動民主的工具性。

  如今當權者從擁有、財政、消息來源、文本伸展至管理、從幕後到營前,施行有系統的箝制時,公民社會唯有以更全面的「抵抗式參與」,所牽涉主流媒體工作者不單要施展策略突破機構內的封鎖,更要與獨立新聞媒體連線,進行消息分享,以捍衛香港新聞的專業性及吹雞功能。主流媒體工作者更需向社會吹雞,揭示機構內的黑暗。在今天社會上的輿論戰白熱化之際,新聞自由狀況的最終受益/受害者—閱聽人作為消費者及公民—亦需深化第五權的抗衡,利用互聯網作為工具及武器,突破消息發放、提升有意義的議題討論,宣傳民主公義的文化價值、動員網民參與社會運動。公民中不同持份者更應在媒體中(不論主流或獨立)爭取話語權,例如投槁、寫給編輯的信,亦建立自己的部落格(blog),充當輿論工作/生產的責任。

  媒體作為通訊及動員工具,在數碼年代的今天,在香港的政治語境下更應充分發展成突破自我審查、捍衛言論自由及多元性,推動民主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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