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澳門學習？—傳媒監督第四權的衰敗
彭靄慈 澳門傳媒工作者協會理事長
2014-03-18
寒蟬效應 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
澳廣視新聞部的爭議事件，多年來一直風波不斷，例如：二零零七年新聞局曾派員到澳廣視剪輯行政長官回應五一遊行的新聞片，零九年立法會選舉，有參選的傳媒學者致電前新聞總監投訴記者發問尖銳問題，被指有干預新聞自由之嫌。
三年多前一場澳廣視員工公訴大會上，當時有三名電視台記者控訴新聞部種種不公，其中一人發言時指高層無理刪減記者的稿件，試圖將社會上一些尖銳的嗆聲和政治分歧排除在外：「（採訪）返到黎說不能做，上司話唔好搞咁多野，這段不要出，那個人也是有問題，不要曝光太多，這就是我們真實的情況，權力集中在某幾個人手上，可以好好玩這個遊戲！」另外也有記者指出，在這樣一個壓抑異議、並非量才而用的工作環境下，澳廣視長期編採人員流失嚴重，曾經試過在大約二十個月內有多達二十位記者辭職。
當日這兩名曾經發言的記者事後因工作上的種種爭議，被新聞部高層指有「缺失」，先後被調離前線、被內部調查、被防範性停職，最終在兩年後或黯然離開，或被解僱處分，事件在社會上曾經引發不少迴響。（註一）事後有不願出鏡的澳廣視記者受訪時直言，公司內部人人自危，「『陳麗靜事件』顯示一些涉及公司高層的朋友或高官的社會事件，記者要求相關人士回應是受到影響的。所以（記者）不會做一些政府不喜歡的事，不會做上司認為是偏激的報道，大部分人不滿的事可能會被淡化處理。」（註二）鑑於兩個案各有其複雜性，誰是誰非，本文不再深入探討。但造成的客觀後果是，這兩名異議記者的個案，已在澳廣視新聞部產生寒蟬效應，其他記者都擔心公開表達不滿會變成下一個陳麗靜。
新聞自我審查 時事自動「消毒」
而在多年後的今天，記者匿名發出三封公開信，再次證明澳廣視一直聲稱的「編採自主」、新聞處理「客觀又持平」是假象。新聞部大幅加薪仍留不住人（記者入職起薪點有大約一萬二千元），在「埋堆」文化底下，記者有志難伸，「水流柴」的局面依舊，去年第四季新聞部有大約十名員工離職。近年新聞部換上光鮮亮麗的廠景，引進高技術器材，但換了一張花紙，自我審查依然嚴重，新聞質素依然廣為市民詬病：政府蛇鱔稿充斥，官方觀點照單全收，少有再主動作批判性的跟進報道；親建制集團、社團活動消息泛濫，新聞流於瑣碎，深挖民生議題力度不足，完全去政治化；民主派的聲音透過壓縮篇幅、安排在新聞尾段播出成功被邊緣化，批評政府的新聞大多被「消毒」，不是點到即止，輕輕帶過，就是有意無意的淡化關鍵重點，市民看完往往仍是一頭霧水。
新澳門學社及其他非建制力量的聲音長期被打壓，記者會、遞信請願變成三十秒「現場讀」，近年幾已成常態。例如：去年民間團體發起的「630倒陳遊行」，要求行政法務司司長陳麗敏下台，遊行結束後六名示威者沒有手持任何器具欲步行前往司長官邸一帶，遇上警方封鎖線雙方對峙至深夜，最後警方以襲警為由拘捕六人超過十八小時，其後檢察院認為證據不足，下令解除拘留。此後有聲援團體到警監會抗議警方濫權，打壓遊行人士，澳廣視僅以廿五秒現場讀交待。之後警方先後兩次回應事件，澳廣視分別以五十秒及兩分三十秒作報道，其中一條頭兩分二十秒都是警方解畫，最後十秒才是另一聲援團體的抗議。連日來澳廣視只是報道警方單方面的說法，未有像其他媒體一樣再訪問被捕的學社成員回應事件。
最近還有一個匪夷所思的例子，一幢百多個住戶要在午夜緊急撤離的危樓，政府委託港大調查驗出因結構柱水泥含量嚴重不足等原因出現傾斜，事件拖延一年多，政府至今仍未能確定歸責方，沒有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也沒有提起司法訴訟，日前有小業主採取行動表達不滿。當日該則新聞《市民日報》的標題是「小業主擬善豐打地舖抗議政府卸責」、《現代澳門日報》的標題是「善豐責任未明有家難歸，小業主擬訓街長期抗爭」，《正報》更報道有小業主批評特首崔世安「講大話！」未有兌現當日協助苦主「討回公道」、「追查到底」的承諾。而澳廣視電視新聞的標題則是「一群善豐業主到大廈外清潔表不滿」，且僅以四十秒現場讀、十句說話交待，內容大意指業主重申共識是重建大廈，現在要在外租屋住，生活艱難，現場警員未有阻撓云云。當然該則報道也是例牌「延後」處理，放在七點半左右晚間新聞後段播出。
有趣的是，同一家新聞機構，澳廣視電台、英文和葡文新聞的政治寬容度，與中文電視新聞有不少落差。無論是議題設定、處理方式、政治口徑方面，同一新聞事件可能出現截然不同的版本，相信這跟各部門主管分屬不同管理體系，對新聞理念、自身定位和抗壓力不同有關。
新聞黑手肆虐 電視重災
自前運輸工務司司長歐文龍貪腐案爆破後，特區政府強勢管治風光不再。種種跡象顯示，近年官方加強掌控傳媒不遺餘力，試圖弱化公眾和輿論監督，「閉塞」民智變成政治維穩、社會和諧的必要手段。澳廣視新聞自我審查的例子絕非單一個案，這種自我閹割的意識早已長期植根在整個業界，各家媒體底線不一，很大程度視乎前線編採人員有多大的堅持和努力。由於電視傳播力強，官員的一言一行透過聲畫傳達盡現於人前，往往獲得官方最多的「重視」，對兩家本地電視台的操控最為嚴重。
澳廣視記者三封公開信揭露「無形之手」的種種惡行：「不聽話」的記者會受到打壓、被邊緣化；指令記者不得追訪、批評某些高官；隔離某一些進取的記者，不得採訪某高官出現的活動；要求淡化民主派人士的聲音，避免在新聞中提及團體名稱，只以「有團體」代表，只作簡短報道，減少主動約採等等。類似的高層指令，另一家內地商人投資的本地電視台—澳亞衛視的記者同樣有收到，而且執行力度更強更徹底。
廉政專員 踐踏新聞自由
向記者下達的紅線也越來越多，例如：不要再追訪澳廣視涉及新聞審查的事件，與老闆相熟的高官、政界友好儘量不要「得罪」。現任廉政專員馮文莊也是粗暴干預新聞自由的「黑手」之一，曾兩度致電澳亞衛視高層，企圖向新聞部施壓。
二零一一年初，馮文莊初上場時即撤換兩名助理專員，報道播出後，馮文莊曾致電高層「詐型」，當晚新聞部負責人即時被「照肺」，被要求寫交待報告。二零一二年廉署發表《輕軌路線調查報告》，當時澳亞衛視跟進報道，有受訪者質疑廉署在處理事件當中，職權上有僭越之嫌。馮文莊再次致電與其關係稔熟的電視台老闆投訴，但當新聞部向廉署公關查詢報道是否有出錯或誤會需要澄清時，馮文莊並沒有循正常渠道再作回應。
政改瘋狂審查 記者穿黑衣
二零一二年政改諮詢期間，澳門曾經出現一場史無前例的新聞審查風暴。（註三）多家媒體記者揭露有「無形之手」令傳媒滅聲，過濾反對「主流政改方案」的意見。有前線記者被上司強行刪改報道，澳廣視扭曲新澳門學社委託香港大學做的民調結果（註四），澳亞衛視更被官方施壓，不准報道官方濫權、阻攔記者在諮詢場地自由採訪的事實。前線記者及傳協先後發聲明譴責事件，並呼籲新聞從業員和市民在五一遊行當日穿黑衣，關注澳門新聞自由的危機。這次五一遊行的新聞，身為被抗議對象的澳廣視至少有播出一條有起聲的報道，澳亞衛視卻將原來兩分多鐘的新聞抽掉，只剩下十五秒的簡報，同年十二月的回歸日民主大遊行也同樣被「河蟹」掉。
媒體量增 新聞自由不進則退
澳門回歸後，中文日報由原來的八家增至十二家，中文周報增至十三家，電視台兩家（以有固定新聞時段計），電台一家，網上獨立媒體兩家，包括以「惡搞」政治諷刺走紅的「愛瞞日報」，以及著重挖掘深度、詳於專題報道的「論盡媒體」。外文媒體方面，新增了三家英文日報，另外還有四份回歸前經營至今的葡文報章。
澳門賭權開放後，外地巨額資本隨博彩業湧入澳門，旅遊業篷勃發展，吸引不少賭廳及內地資金投資報業，媒體數量長足發展。然而，偏狹的政治環境，加上新一代報業主對投資傳媒多帶有非常明確和功利的目的，對傳媒理念和社會責任難有堅持，容易被官方銀彈攻勢或各種政治光環「收編」，並未造就社會開放度、輿論多元化和新聞業整體質素同步提升。傳統媒體除了少數非主流報章風格相對自由開放，大部分中文媒體早已成為政府執政聯盟的一份子，為小圈子利益和權力集團保駕護航。新媒體勇於衝破輿論禁區，透過網絡迅速傳播，確實很快吸引年青受眾的目光，對官方控制輿情構成一定壓力。但相對大台大報的壟斷地位，這些非主流媒體仍然未成氣候。
官方透過籠絡手段或從各方施壓，強化與媒體高層的「盟友」關係，不甘被河蟹的前線記者只能靠「擦邊球」以求突破，但往往仍難逃被「賤賣」的命運，用作官媒交易的籌碼。除了層出不窮的利誘，近年澳門政府雖增設新聞發言人制度，但虛有其表，官方許多重要會議和活動已不再發採訪通知，單向發佈日趨嚴重，「陰乾」媒體港澳手法同出一轍。
澳門公民社會底子薄弱，專家學者普遍沉默，有的人熱衷政治投機，能真正中立發聲的少之有少，在這次澳廣視公開信事件中，可見一斑。（註五）對於員工拒絕自我審查的呼聲，特區政府和澳廣視高層從未正視、徹查事件，一貫矢口否認。本會現正收集業內更多干預新聞自由的個案，並撰寫報告，在稍後時間向社會公開，促請特區政府以實際行動兌現承諾，不要令保護新聞自由只是流於空話。
註一、澳廣視座談編輯轟：高層干預多，《澳亞衛視》，2010年6月10日
註二、澳廣視記者人人自危，《正報》，2010年10月20日
註三、澳門「鐵幕」時代降臨—抗新聞審查風暴前線記者籲五一穿黑衣，《訊報》，2012年4月27日
註四、轟政改新聞審查澳門記者今黑衣抗議，《明報》，2012年5月1日
註五、因為河蟹，所以應該河蟹？《訊報》，2014年2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