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疫症與新聞自由

儘管本地傳媒的採訪手法和報導質素經常受批評，傳媒生態也實過於商業化；一場ＳＡＲＳ世紀疫症，卻又一次證明新聞自由是香港最大資產之一。

感謝傳媒工作者在國家領導人批評下，依然不斷廣泛報導疫情壞消息，讓醫護人員和市民表達他們的恐懼，營造適當的社會壓力，逼使不果斷的特區政府作出遲來而應有的危機處理，同時也讓國際社會了解疫症真相，加強全球預防。比較香港跟廣東處理疫症情況，結論是香港如果要繼續保留國際城市的地位，維持香港新聞自由的最高標準是我們唯一的出路。


傳媒報導營造輿論壓力

香港傳媒在這次非典型肺炎疫症中，主要發揮兩方面的貢獻。

首先，在特區官方還沒有正式承認（或企圖低調淡化）有關疫症擴散的嚴重性，傳媒已經鋪天蓋地式的報導真相壞消息。這也許就是龍永圖先生所謂十數天頭版的「誇張」報導，也正是這些「誇張」報導引起的強烈輿論壓力和市民的擔心情緒，才令政府面對現實。

現實是三月八日有首名醫護人員病發。同日，「凌志事件」被揭，傳媒接著數天頭條報導「凌志事件」，疫症為二條。這時候特區高層也集中「護松」。三月十二日世界衛生組織發出全球警告，傳媒漸轉移焦點至疫症，電台烽煙節目每天與醫管局高層對話，更直接讓前線醫護人員致電講述肺炎擴散情況。其時，新加坡已經採取嚴厲隔離措施，中大醫學院也揭露社區病例；衛生食物局局長直至三月十八日仍堅稱香港沒有爆發肺炎。在疫症首周，政府沒有特別加強宣傳防肺炎知識，市民從傳媒和互聯網，開始認識預防措施，增購口罩。

缺乏危機處理下的香港，疫症在社區繼續蔓延，傳媒繼續每天頭版報導疫情，市面情緒也越來越惶恐，街上「矇面人」與日俱增。政黨和教育界鼓吹學校停課，教育統籌局局長三月廿六日仍稱沒此必要。次日三月廿七日特首領軍宣佈包括停課等遲來的危機處理措施，並稱他三月十二日已感到情況嚴重！

及後，淘大花園開始有多人染病，幾份最暢銷報紙以「大逃亡」等戲劇性形容淘大花園居民遷離居所。這時政府還沒有甚麼危機措施，據聞政府內部有激烈的討論解決問題。結果，直至有超過百人染病，一半Ｅ座居民已經遷出後，政府才決定隔離。

在這次事件中，本地部份傳媒採取慣常的（也向來為人詬病的）煽情和戲劇性報導手法，引起社會強烈情緒的反應後，政府才作應有的措施。誇張煽情的新聞，當然不值得嘉許，但是扭曲的政治制度令香港社會愛各走極端，商業化的傳媒迎合社會心態更走極端，政策才撥亂反正，實在令人感嘆不已。


推動社區關懷精神

傳媒的第二項貢獻就是營造了一個全香港市民抗肺炎運動的氣氛，以及加強社區關懷的精神。在政府還未有大規模宣傳市民應該如何預防肺炎、教導如何加強公共衛生之前，本地傳媒（尤其通過電台）已開始傳播有關市民應該在公眾地方配戴口罩和消毒的訊息，市民也爭相利用互聯網交換有關病症和預防的各項訊息。

更加令人欣慰的是，有部份傳媒、大學以及公民團體，陸續組織一些鼓吹社會關懷和互助精神的活動，由於學校停課和市民減少外出，傳媒和互聯網在推動這些社區關懷活動方面能夠作出較大貢獻。而政府在四月五日，才向全港市民派發預防指引。


保持高透明的資訊流通

此時此刻，香港的傳媒報導還有很多地方需要改善。現在所有傳媒都集中ＳＡＲＳ，對其他影響重大的新聞報導較為忽略。例如對伊拉克戰爭的報導欠缺深度，雖然香港傳媒沒有前線戰地記者，需要依靠外電，起碼可以多訪問本地和外國專家，加強分析和評論。另外，對財政預算辯論、「凌志事件」的跟進和「二十三條立法」的討論，這些對香港有深遠影響的新聞，報導也較忽略。

比較廣東省的情況，我們應更加珍惜新聞自由。《華盛頓郵報》報導（中國的多維新聞網亦轉載）有關廣東省在疫症初期隱瞞事實的原因和實情。據報，《華盛頓郵報》獲得來自中央政府的機密文件，今年一月二十七日，正值春節，廣東省衛生廳已經得知非典型肺炎在廣東蔓延，但廣東省政府沒有採取應急措施，更沒有向外公佈，主要因為經濟考慮，尤其害怕影響市民春節消費。《亞洲週刊》（三月二日）也報導引起廣州公眾恐慌的病例發生在去年十二月中的河源市。部份傳媒雖然知道有事情發生，但官方拒絕證實，媒體便不敢報導。結果，手機短訊成了民間最可靠的消息來源，也成了散佈疫情流言的媒介。可見在這資訊科技發達年代，有事情發生了，官方不透明，不能防止公眾恐慌，只會加速危機；若官方真的不透明，那麼，新聞自由是社會唯一的防線。

官員害怕引起社會恐慌、害怕影響國際形象、害怕影響經濟等等心態不難明白。但是，保護市民健康比任何事情都重要。一個國際城市更有責任保障外地來港人士，保障傳染病不會蔓延至全球。香港的政府領導行政素質下降，已經是難過卻又不爭的事實。現在，除了法治外，唯有一個絕對高透明的資訊流通、極度自由的新聞傳媒，能夠作為維護香港國際城市的防線。

此間，筆者擔心「二十三條」立法後，傳媒工作者會不會毫無顧慮地，採訪報導港府與內地政府就類似這些可能引起公眾恐慌的消息交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