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記者的專業意識

　　香港報業應該看作中國報業 傳統的一環。一般教科書把中國報業史回溯到第七世紀唐代的邸報，那是朝廷從首都長安用驛馬傳送聖旨到全國各地的系統。具有現代意義的中國報紙則要遲到十九世紀末才出現。那時，西方列強敲開中華帝國封閉的門戶，以致激發了知識分子救亡圖存的國家意識。一八九零以前，中國報業在兩個英國殖民地——上海和香港——首發其端，由西方教士與商人聯合中國士人創辦，其後逐漸出現資金薄弱的本國報業，主要辦給都市知識分子看。整個二十世紀，中國報業都在做民眾啟蒙、道德提升、反殖民主義、社會改革和政治革命的工作，而不像西方報業以傳達信息為第一要務。從頭開始，香港報業就反映了濃烈的道德意味和工具取向，其中還摻雜了化不開的「中國情」。

東西方理念牴觸與結合

　　新聞教育是美國的獨特產物，但很早就渡海來中國定居。早年，美國的貴族大學承襲傳統歐洲象牙塔森嚴的偏見，看不起新聞教育，排斥它缺乏知識的骨幹。新聞教育在美國出現，有內緣，也有外緣。內緣方面，首先是林肯總統在南北戰爭期間，撥聯邦土地給各州成立大學，它們以服務社區為其基本使命之一，改變了歐洲大學的傳統精神面貌，許多實用科目（如農業）紛紛登場；於是，在一九三零時代期間，中西部的州立大學援例把新聞教育推進大學的講壇。在外緣方面，當時吃新聞飯的有很多做夢者、浪漫者和流浪者，社會地位低下，因此整個業界希望透過「專業化」來提高職業角色，而大學承認新聞教育便是對社區壓力的一種回應。正如同美國媒介發展的歷史脈絡一樣，新聞教育一直高懸專業規範和客觀精神為其中心價值。

　　本世紀初，有些留美學生帶回來這一套西方辦報的方法，同時許多新型士大夫式報人，例如梁啟超，也開始大力鼓吹新聞記載必須客觀。他們自己有沒有身體力行是一回事，但是中國人對新聞客觀的念理並不陌生，殆可斷言。最卓越的例子當然是一九二六年在天津創立的〈大公報〉，它潛心效法〈紐約時報〉，提出「不黨、不私、不賣、不盲」的宗旨，不僅與西方的專業精神互通，至今仍然有深刻的時代意義。此外，中國新聞教育一向是以密蘇里和哥倫比亞兩家大學的新聞學院為模型，以訓練技巧為主要內容，簡單地假定新聞是價值中立的，因而不尚意識形態的探討。現在回頭去看，這個高度實用技術取向當然帶有很大的局限，在知識論上更是大可商榷。

　　但是必須指出，在國民黨利用國家機器嚴格控制新聞的同時（但比起後來共產黨的控制又不算甚麼），大學居然奉這一套美式自由主義精神為圭臬，提倡它為新聞教育的正途，兩相對照，實在深意存焉。更進一步來說，美式的新聞理念認為新聞是「中立」的傳訊者，中國固有的知識和道德傳統則把它當作完成某些社會目標的工具，兩套東西既牴觸，又結合。這也是「橘逾淮為枳」的應有之義。

主流支配意識形態

　　新聞自由的精神可能暫時壓抑，卻永遠不會完全撲滅。四九年以後，共產黨儘管企圖在大陸禁絕「資產階級的新聞教育」，新聞媒介只准當黨的宣傳工具，然而歷次學生運動都從馬克思主義內部提出了新聞自由的要求，這個絕非孤立偶然。再看台灣，由胡適、雷震、殷海光點燃〈自由中國〉的火把，即使曾經給國民黨的戒嚴體制吹暗過，卻香火綿綿不息，一代傳一代，所以民間抗爭總是以新聞自由、報道客觀為最響亮的號召。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黨外雜誌一方面配合選舉運動，逐漸衝破當局新聞封鎖的隄壩，一方面卻極盡捕風捉影之能事，違反專業客觀的原則，至今解嚴多年後這種後遺症仍未盡除。

　　至於香港，整個新聞實踐可以看出西方影響的痕跡，新聞教育的方式和內容更是師承美國。香港的黨報與「中立」的專業報紙一向並存，各說各話，相安無事，這是相當奇特的歷史現象。但是，自從七十年代初以來，隨著資本主義的抬頭，以及經濟的持續成長，專業意識已經蔚為主流，取代了黨同伐異的惡習。如今，所幸黨報愈來愈式微，就算有時候聲音粗些，實際上還是站在市場邊緣的位置，頂多只有象徵某些政治勢力的意義。

　　在思想的層次上，大多數香港記者都表示接受新聞專業的規範，雖則他們未必對這些規範有明確的瞭解，在行動上也未盡符合埋想。新聞專業主義在理論上大抵包括兩個層面，一是追求報道的客觀公正，一是堅持職業的倫理道德，我在這裡無法深論其中的曲折。研究顯示，香港記者一般服膺新聞自由的價值，追求民主秩序，以及認同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近年來新左派批評說，新聞專業在市場上求生存，求發展，必須照顧主流的支配性意識形態，因此也就往往忽視甚至抹煞少數人的聲音。這是從很高的理想境界所提出來很有見地的批評。只在現實生活中，專業的中立意理之所以在歷史上取代以前的黨派意識，當然不會是沒有道理的。

香港新聞業者勇氣及承擔

　　一九九七年香港主權轉移，不啻不是象徵著一場新聞專業意識的考驗與攻防戰。到目前，這個移交過程遠比大家預期中的還要平靜順暢，各方低調，近年來挑起的一些風風雨雨似乎也適時嘎然中止。這是個不壞的兆頭。但是新聞自由唯有靠大家戒慎恐懼地加以維護，否則可能得而復失。相信香港的新聞工作者有這個認識、這個勇氣以及這個承擔，否則豈不是太辜負了這個風雲際會的時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