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的使命這一個問題,就好像有人問你是否馬克思主義者一樣,如果三十歲前你回答「是」的話,這意味著你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但三十隨後仍回答「是」的話,則只會被視為傻瓜了。使命這兩個字,若不是記者刻意拋到垃圾箱去,便是在無可奈何下,給有形之手,或無形之手,扼殺得無影無蹤。特別在香港的環境,使命,談何容易?
事實上,有不少新聞系的學生,以及初入行的記者,都被新聞專業內在的一種使命召喚深深吸引著。我問香港大學一位準畢業生,她為什麼選擇新聞這一行業,她爽快地說:「可以暴露真相、伸張正義咯!」
好一番對新聞大義凜然的解讀,不過,現實的世界卻是……
干預新聞有形及無形之手
要知道,記者只是整個新聞機構運作中的一個角色而已,頂頭上還有編輯、總編輯、老闆。在中國,老闆以外有政府,政府扮演著一只干預新聞的有形之手,處處為記者的報導設限,讀者對報章上的報導採取懷疑的態度。
可是,在自由世界的新聞,也不見得自由,這由於在老闆以外有個左右新聞的市場,它活像一只無形之手,在干預新聞的取捨和報導方式。除了市場外,西方國家還有另一只無形之手,就是國家利益。
一位英國廣播公司記者若翰森遜於去年在英國政府與公司之間便打了一場筋疲力盡的仗。約翰森遜是駐南斯拉夫首都貝爾格萊德的BBC資深記者,去年三月底北約向南斯拉夫發動轟炸,森遜每天做深入報導。由於它在該國已有一段長時間,對所發生的種族衝突有一定的了解,加上他身在當地,目睹北約的襲擊對平民造成的影響,因此,他做了一連串的報導,指出塞爾維亞人也是這場戰事的受害者。
森遜的報導隨即引起英國政府的關注,英國政府有關部門遂召見BBC高層,表示在國家利益的立場下,不希望見到太多有關塞爾維亞的報導;同時表示不願意看見有關北約的負面消息。BBC高層雖表明拒絕政府的要求,以捍衛新聞自由為己任,但另一方面,高層又有意把森遜調回倫敦。這令到森遜暴跳如雷,謂要死守貝爾格萊德。
我不知道森遜最後面對一個怎樣的結局,但我當時也在巴爾干半島採訪,感到一股巨大的主流力量,如磁石般把大部份記者都攝在其中。後來香港無線電視也難得地在後期派出採訪隊到阿爾巴尼亞,而《明報週刊》兩位勇敢的記者在戰後也前往該地區採訪,只可惜它們都是一面倒重複歐美主流傳媒的報導觀點和故事內容。
記者的使命就是要去呈現新聞真相,但事實往往卻是愈報導、愈糊塗,而讀者則越多讀,所知道卻越少(More you read, less you know)。新聞的荒謬性,盡在於此。
亞洲記者報導被邊沿化
最近,我又有一次深刻的體驗。月前,發掘真相的慾望再次驅使我前往喜瑪拉雅地區採訪藏傳佛教故事。我和一位尼泊爾記者沿著噶瑪巴活佛逃往的路線走了一遍,沿途訪問了邊防守衛、警察局、馬隊主人、機場、蛇頭和當地藏人等。在現場尋找到的一些證據,有別於藏族流亡政府所提供的版本。
在噶瑪巴逃亡的報導上,所有傳媒都沒有派記者到現場採訪,他們的消息來源全部得自達蘭薩拉的流亡政府和流亡藏人,爾達蘭薩拉卻基於敏感理由,極力掩飾真相,導致傳媒的報導非常混亂。
當我興致勃勃捧著在現場採訪回來的故事,交給《南華早報》時,副刊編輯卻不願採用,未幾,卻轉載了《紐約時報雜誌》有關噶瑪巴逃亡的報導分析。
美國傳媒主導國際新聞是不爭的事實,隨著主流走,編輯總會覺得舒服又有保障,特別是英文傳媒,至少大家同聲同氣,亞洲記者的報導在國際新聞舞臺上,難免被邊沿化。
結果,我在現場所發掘的噶瑪巴逃亡路線,在後期的美國傳媒報導如《新聞周刊》及ABC.COM中,一一被引證出來。我唯有嘆一句:記者有使命,編輯不欣賞,奈何?做個有使命的記者固然困難,做一個有使命的香港記者,難上加難!
新聞工作者角色與使命
不過,有時使命感也會令記者好心做壞事。當記者懷有伸張正義的企圖時,便會很容易把事情簡單地分為黑與白,反而妨礙記者了解真相的能力。
當我於去年在東帝汶採訪投票前後的局勢時,在現場有不少記者就有著強烈的價值觀。為了助獨立派一把,它們可以封殺親印尼派系的言論,不斷報導獨立派的消息和言論主張,可是這些反而加劇了親印尼民兵的暴行,並揚言要懲戒記者偏袒獨立派的行為。
香港衛視英文台一名記者去採訪民兵領袖,第一個問題是「你相信上帝嗎?」這問題引起亞洲記者之間的爭論。
在一個大是大非的環境進行採訪,記者的角色有時的確是模糊不清,要做社工?還是擔當警察去除暴安良?
當記者可以獨立自主時,才可以談得上使命這回事;當記者對新聞事件有透徹的認知,才可理性地回應使命的召喚。荷李活電影《奪命煙幕》中的主角,需要無比的勇氣、毅力,以及準備付出沉重的個人代價。記者的使命,絕不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