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媒監察，還是傳媒抺黑?

　　新聞自由與社會責任的關係是吊詭辯證的。沒有新聞自由，傳媒肯定無法盡其社會責任，因為傳媒對應該報導什麼或如何報導，都沒有自主權，而且往往對應該報導、評論的人物、事件，反而不能、不敢報導、評論。文化大革命、大躍進危害中國的政治經濟與人文發展，至深且鉅，但中國大陸的傳媒非但不能唱反調，反而要「奉命」大張旗鼓地宣揚、擁護，一點社會責任也沒盡到，這正是沒有新聞自由，也就無法盡社會責任的明證！

　　但是，有了新聞自由，並不表示傳媒就能盡其社會責任，因為傳媒可能「不用」或「濫用」新聞自由。香港的傳媒享有新聞自由，它有沒有盡到社會責任呢？

新聞事件傳媒角色

　　七、八兩個月，香港最熱門的新聞是香港大學的「民調風波」和前立法會議員程介南事件。「民調風波」的定位是特首有無透過路祥安，而路祥安又有無企圖經港大校長鄭耀宗干預民調。對傳媒言，其新聞框架是「學術自由」，一涉「學術自由」，又涉及特首與大學校長，新聞價值自然也就高了！

　　就在民調風波快將平息之時，又來了程介南事件。程介南是前立法會議員，又是民建聯副主席，現在正競選連任。然而傳媒發現他成立了公關公司沒有申報，而且又將所取得的政府文件傳送給其公關公司之顧客，這又涉及了是否有利益衝突或「違法」。就在此時，傳媒又揭發他推荐其婚外情女友入讀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於是程介南事件又加上了些「桃色」，當然對民建聯和程介南的選情大有影響。

　　對民調風波和程介南事件的報導與評論，傳媒說這證明新聞自由可貴，因為傳媒在兩件新聞中扮演了監察政府和公眾人物，及防止社會腐化的角色。不過，這不是唯一的看法，還有一派言論則認為這是有預謀的「大合奏」，是民主派倒董、反中、反民建聯的大陰謀，其手法有如文化大革命的紅衛兵造反派！究竟誰是誰非呢？

「多重奏」雜調

　　在自由社會裡，傳媒不是政府或掌權人士的啦啦隊，它所服務的對象是讀者、觀眾，當然這也包括了政府和公眾人物在內。

　　在民調風波和程介南事件中，傳媒有無盡其監察政府和公眾人物的社會責任，答案是肯定的，因為兩件新聞都是真真實實的，而非傳媒「虛擬」的。如果是「虛擬」的，則傳媒肯定是「濫用」，而非「善用」新聞自由。

　　除了不是當權者的啦啦隊外，在自由社會裡，傳媒也不可能「大合奏」，因為誰也無此巨大權力令其「大合奏」。傳媒之間為了爭奪市場，對任何能吸引讀者、增加報紙銷量的新聞都是不會放過的。在這一點上，他們肯定有「共識」，我們只要細看傳媒的報導，便知他們對民調風波和程介南事件的「共識」，是各唱各調的，離「大合奏」遠矣！充其量只能說是荒腔走版的「多重奏」雜調！把這兩件事聯繫民主派陰謀，那更是高抬了民主派的影響力。民主派為兩件新聞而「暗喜」是可以理解的，但要策劃這個大陰謀以配合「倒董」和選舉，民主派無此能量，亦無人、無派有此能量。

　　那麼，傳媒的表現是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作風呢？這個答案更肯定：不是！我未經歷過文革，但卻看過不少文革的文獻、報紙和大字報。在處理民調風波和程介南事件新聞用了不少「煽情」、「刺激」的字眼，還有些傳媒沒有採訪，只聽廣播的濃縮稿便寫新聞，這些都不可取，但這些和文革作風可差遠了！文革作風是先有結論，再找證據，如果找不到證據，就捏造證據。這還不說，當事人還非得「順從」、「認罪」不可。不認就「打」，而且是「毒打」，甚至「關押」，私設刑堂，嚴刑逼供，接著又在傳媒上鬥倒、鬥臭，叫當事人「永世不得翻身」！

傳媒須盡社會責任

　　平心而論，在監督政府和公眾人物上，香港傳媒是值得我們「喝采」的，而且盡到了社會責任。而另一方面，掌權者也沒有、也無法對傳媒施壓令其「收聲」，這正是香港之可愛！然而，我們又不得不痛心地指出，在非政治領域裡，香港的傳媒散佈色情，侵犯小人物的隱私，不同情受害人的感受，只顧市場導向，這些都「濫用」了新聞自由。傳媒不必道貌岸然，輕鬆幽默當然可以，但大登特登受害人的相片、慘狀，刊出嫖妓指南不說，還描繪不合法的變態性行為，這些肯定是自由的濫用，肯定不能說是盡到了社會責任，我們應該「喝倒采」！

　　世界上沒有十全十美的地方，自由社會有自由社會的代價，封閉社會有封閉社會的代價，我們相信自由社會的代價比封閉社會的代價小，因而擁護自由社會，但這不表示我們擁護這些「代價」！傳媒有責任、義務減低自由社會的代價，因為傳媒也享受到了自由社會給他們帶來的經濟和非經濟利益！

　　從微觀的角度看，香港的傳媒確有不少問題，但從宏觀的角度看，香港的傳媒卻也非常可愛，有了他們，香港才更清廉，更適宜居住。我們不必吝嗇對傳媒的批評，但指責傳媒有陰謀則離譜了些。中國有兩句俗語，值得我們細嚼，尤其是值得公眾人物細嚼：

　　「如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

　　「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

　　在民調風波和程介南事件的報導上，傳媒的表現確有瑕疵與錯漏，但傳媒並無陰謀抹黑，更沒有「大合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