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業文化出事‧記者也是受害者

　　法律改革委員會建議成立針對保障私穩的傳媒評議會，理由之一是民意——不滿傳媒表現的民憤。從這個不滿開始，記者與大眾（包括作為被訪者的身份）之間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緊張關係，記者作為新聞採訪的最前線人員，他們的行業文化，便值得討論。

驚人的高流動性

　　每隔一陣子，在記者招待會中，總會聽到有被訪者對來訪問的年輕記者半問半說：「怎樣又換了一批新面孔？」；「香港記者真年青，都是年青人的世界。」

　　「來訪問的記者像個小女孩，會明白我的說話嗎？」（陰盛陽衰，女多男少。）

　　「訪問寫了出來，錯了一半，都是怪記者太過年青，難道編輯沒有看過嗎？啊！原來編輯也很年輕（或是新移民）。」

　　筆者不是要歧視女性、年輕人與新移民，只是想指出新聞工作是極需拼勁與經驗，行業不斷流失有經驗的老兵，前線採訪只交由訓練不足的新丁上陣，已是香港傳媒業結構性的問題，對傳媒發展與公眾利益，都有影響。

　　又每隔一陣子，常會聽到有資深新聞工作者說：「真是意興闌珊，想離隊抖一抖。」語帶無奈。這反映了新聞工作行業從業員的極高流動性，經驗不能有系統累積。有非正式的統計，一般年輕記者只會在行業留連兩三年，十個初入行的記者，五年後只有三個會留下，到了第十年，只有一個人繼續留在記者行列。

　　高流動性與新聞機構不重視前線採訪人員的質素，究竟有多少關係，沒有定論，但從業員對行業缺乏歸屬感，騎牛搵馬則是普遍心態，不作長線職業發展計劃，也不重視職前與在職訓練。報業機構儘管理層經常表示重視人才，多是門面公關說話，有些機構重視投資電腦，多於培訓人員的專業能力。如工廠流水式的生產制度，也使前線工作的記者與編輯的工作性質，只宜歸入文書類的新藍領工作範圍中。

　　欠缺長遠發展想法，雖然大多機構都是上市公司，但因為市場惡性競爭、不斷革新的生產技術與快速變化的作業環境，管理層只能忙於應付眼前危機與照顧股東利益，其他諸如人力資源的開發，有些機構只會紙上談兵，有些則索性隻字不提。

控制成本是底線的壓力

　　在回歸後的經濟不景氣中，差不多所有報紙業績都出現倒退與虧損，但原因不應全部歸咎於亞洲金融風暴或經濟衰退，行業結構性的問題、錯誤的市場策略與管理不善，都會令任何一家本來賺錢的機構虧蝕或倒閉。

　　新聞行業既需資本密集，也是勞工密集；既是服務業，也是生產業。但香港傳媒不能像其他行業把生產線北移大陸，它必須保持高度的本地化的內容，在地理與文化上儘量接近所針對的市場。如何控制成本，一直是傳媒經營者在拿捏政治路線之外，最重要的管理課題。

　　長期以來，香港中文報紙都以壓抑工資的低薪政策，來把成本調控在一個低水平上。以前家長大都反對子女當記者，原因除了認為工作時間長，有一定的危險性（也欠缺相應的保險），最主要的還是人工低，生活沒保障，只能靠兼職或收受被訪者的利是，多寫幾個專欄，或找尋其他的另類收入幫補，無可奈何，亦無可避免。這些都是卑微歲月的往事，老記者常除細說當年採訪戰績外，總缺不了這些小故事。九十年代之後，因為新競爭對手出現，改變了整個傳媒生態，出現過一陣子的薪金與職銜的膨脹，名記者突然炙手可熱，薪金三級跳地增加。有人說，其實只是調整到本來合理的水平上而已。

　　總之，大家都曾有過一段流金的歲月，進入九八年之後，卻好景不常，出現倒退現象，一年之內有五百個編採人員的職位被裁掉，許多人都是在沒有準備下被裁，餘下來的人員凍薪、減薪與增加工作量的要求。有些機構以密集比較，要求隨傳隨到與詳細記錄每天行蹤，不准兼職與多項紀律處分。當然，能全數過關的人員會得到金錢上的獎勵。很明顯，這種外國同業難以想像的人事管理方式，不容易激發記者的創意與忠誠，不少人都表示自己跟公司關係疏離，一有機會便轉行。

　　八十年末，因為六四事件的效應，香港記者全情投入支持北京學生的民主運動，使記者社會形象大大提高，記者除報道社會動態外，更是人民喉舌，那陣子前後，出現過幾套以記者工作為題材的電影，像劉德華主演的《神行太保》，劉飾演的記者不畏惡勢力，是個草根英雄。這或多或少，是受七十年代美國記者揭發水門事件的影響（拍成電影《驚天大陰謀》）與左翼思潮的影響。那時候，曾流行一種講法：「為理想去當記者。」理想不用錢來衡量，記者似乎是介乎警察與社工之間的工作，神聖不可侵犯。今天，已沒有人會這樣想。

一盤散沙的記者行業

　　在商業取向為主流的經營方針的統攝下，香港記者沒有建立適當的工會力量，連自稱是最開明或講求公信力的報紙，也千方百計把認為是工會份子的員工清除，現有的行業組職都未能算是工會類的組職。遇上勞資糾紛，從業員能靠的還是自己。從近期連串的裁員與凍薪措施，勞方近乎無一例外地只能被動地選擇接受或離職，令人只得一個結論：這是一個沒有職業安全的行業。

　　曾有某報的高層人員私下說：「這個行業不能用道德角度去理解，大家不知道明天如何，有錢便要今天搵。」這可能是少數人想法。但每天以為自己為新聞自由、為公信力或為大眾知情權而奮鬥的年青記者，種種初入行時理想，可能只是美麗的誤會。

　　時移世易，最近有調查發現，記者在年青人心目中的形象一落千丈，市民大眾對記者與報業頗多怨言。大眾對記者的埋怨，大致包括侵犯隱私、沒有禮貌、語文水平不高、欠缺常識、為達到採訪目的不擇手段，狗仔隊成了記者另一個名字。有人甚至說：被訪者常容易成為記者的受害者。

五十步笑百步

　　有關例子不勝枚舉，許多投訴報館採訪騷擾與報道失實，都沒有得到妥善處理，有些更要投訴到別家報紙或競爭對手處，其實都是五十步笑百步，不成比例的市場佔有率，黑箱作業的管理傳統，同行如敵國各懷鬼胎的市場競爭文化，皆叫行業間難以互相監察。法改會也是執著其中一點，認為有成立評議會的必要。

　　其實，箇中問題千絲萬縷，一個傳媒評議會或有短線效果，有怎樣的工人，就有怎樣的產品，但工人是誰聘請的？行業文化已是一個懲罰所有人的惡性循環。長線或許可從行業文化入手，來治療傳媒所患的病，但一個修養不夠的人，又怎能叫他自律呢？在這種行業文化之下，記者其實也是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