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票簿新聞」考驗傳媒操守底線

　　十一月底，法律改革委員會就傳媒保障私隱新聞評議會建議諮詢期剛完畢，翌日，《蘋果日報》的記者因涉嫌賄賂警務人員，以獲取新聞消息，被廉政公署拘捕；廉署高調地搜查涉案報館，都令香港脆弱的傳媒道德，更是雪上加霜。

　　「支票簿新聞」（Checkbook Journalism）的問題，便被抽出來，成為大眾話題。

　　「支票簿新聞」無論從那個角度來說，都不會光明正大，但它對新聞工作者卻如影隨形、如附骨之蛆。它的歷史，可能跟新聞歷史一樣長久，甚至有資深傳媒工作者坦然承認：曾經有一段時候，人們更相信那是獲取新聞資訊的正常方法，若不付錢，根本無法獲得足夠新聞填充版面。

防線隨時都會失守

　　在六十年代，香港貪污盛行。當時的傳媒生態環境，跟今天迥然不同，記者收取利是，或報館收取政治勢力與民間社團贊助，又向公職人員送禮行賄，曾是秘而不宣的日常生活的一部份。自七十年代初，香港政府大力打擊貪污以來，人們以為這些行為與關係網早以絕跡，但今次事件則告訴我們：只要有市場競爭、官方資訊保密制度、傳媒欠缺自律機制和有貪念存在，傳媒操守的防線隨時都會失守。

　　簡單來說，「支票簿新聞」是指新聞機構主動或被動地用金錢，向包括政府公職人員，如警察、消防員、海關或醫療人員，或向商業機構或私人團體的人員，甚至包括競爭對手的人員，購買消息或獲通風報信，有關金錢亦即俗稱線人（針）費或「針錢」。這些活動多以檯底交易，有時會涉及賄賂與貪污行為。

　　「支票簿新聞」也包括新聞機構用錢向新聞來源，購買獨家訪機會、消息或額外新聞資訊。較早時的「陳健康事件」，便屬這一類。

　　在市場激烈競爭的壓力下，這種「特殊關係」、「用錢搞掂」或能「討價還價」的搜集新聞的手法，有時會被視為補充「正常」採訪活動不足的常用措施。

　　一方面，它可以讓新聞機構建立「保證」不遺漏重要新聞的「安全網」，也可獲得獨家新聞與內幕消息，贏得更多銷路。但「支票簿新聞」會帶來貪污與賄賂，也破壞市場公平競爭的原則、阻差辦公、縱容「製造新聞」和侵犯私隱以換取金錢利益等問題，近年已被排斥於正當的新聞操守之外，視為打擊公信力的新聞工作之恥。

正常活動與「必要之惡」？

　　然而，並非所有「支票簿新聞」皆牴觸法律與完全不道德，也不是說所有購買新聞消息的活動，都有違專業操守原則。新聞機構每天都向通訊社與自由工作者（Freelancer）購買大量的共享或獨有新聞資料，沒有這些正常交易活動，許多新聞機構便根本不能運作。

　　另外，在一些國家與地區，記者為了獲得關乎公眾利益的資訊，必須向有關人員「購買」，也成了業內的「必要之惡」。基本的運作原則是，新聞機構必須在保護新聞來源的情況下，告訴受眾有關消息，是從何處獲得，亦即必須引述新聞來源，尊重受眾的知情權。

　　傳媒機構為營運需要，會建立了一套情報關係網，不能說用錢購買消息就必然存有問題，今次記者被拘捕也非因為「買料」，而是因涉嫌賄賂公職人員。但更值得深究的是：從今次事件，我們發覺有關問題，可能源於傳媒行業更深層的結構性與文化性問題，涉及個人觀念以至企業經營策略的問題——我們或有理由相信，記者不是自掏腰包付款給線人，哪有人長期貼錢打工？當然這留待有關方面去查證。

　　以往，本地傳媒與新聞工作者誤打誤撞，以約定俗成的習慣，發展了一套套模模糊糊的行規，自訂了一些標準，其實既無客觀認受性，亦不能就視此為專業標準。

　　以前，向線人買料，有人會覺得根本是正常工作一部份，做突發新聞或娛樂消息，有不少人向傳媒兜售消息賺錢，都可能會涉及「支票簿新聞」的問題。

　　經此一役，大家的警覺性應會提高，但不等於從此無人買線，而是會做得謹慎一點——我們不會天真地以為天下從此太平。檯底式資訊交易，已是行業結構性與文化性的問題，斷不會就此杜絕。

　　外國報紙也有收買線人的做法，一般所謂大報則不肯為之，防止犯上購買新聞「支票簿新聞」的污名，破壞公信力。小報（如英國小報）偶有為之，如向獨立的狗仔隊或知情人士購買獨家新聞，但習慣坦白從寬，多會在報道中先給讀者交待，視之為最後的操守，也會考慮讀者的容忍限度。不過，如果涉及貪污，則是另一回事。

廉署搜查手法引起爭議

　　另方面，今次事件其實應分為兩個層面，一是涉嫌賭賂的操守問題，另一是廉政公署今次調查的手法。

　　廉署搜查《蘋果日報》的手法，我們必須正視。由搜查權力、範圍，到對象與目的，都可被質疑。

　　官方機構搜查新聞媒體，是非常敏感之事，須謹慎行事。但今次廉署搜查涉案報社之後，除了不放過攻擊競爭對手的機會外，對廉署的搜查，業內反應頗算冷淡，大抵反映了香港傳媒的同行如敵國、各家自掃門前雪的特色，更可能反映了今次事件，較諸新聞評議會的建議，更能觸動傳媒業最敏感的神經線的黑暗面。

　　今次事件，跟年前警方要求進入亞視新聞部，及廉署搜查星島集團俱不同，前者，亞視只是拒絕與警方合作，提供毛片充作證供，並非涉案者（記者不為警方搜集證據）；後者搜查範圍不包括編採部門。

　　亞視那一趟，當時身為主管的包雲龍曾力拒警方進入，表現了作為新聞部主管的應有的風範。在現代新聞工作的行業文化中，攝影記者的菲林、電子傳媒的錄音錄影物品、文字記者的筆記簿與錄音帶，都屬維護新聞與採訪自由的象徵，未經有關編採人員同意，第三者包括老闆，不可恣意翻閱搜查。搜查或充公記者的筆記簿，都是對新聞工作的衝擊與侮辱。

　　西方記者寧願坐監、被解僱，也不輕易交出。因為，一方面記者既要向新聞來源負責，履行保密責任——有些人或不明白這項原則的重要性，認為記者反應過敏；另方面，更不容許新聞變相被審查。

　　福兮禍兮？今次事件，可能會促使本地傳媒，更認真地建立起自律的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