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野狹隘 操守貧乏 ── 香港傳媒作繭自縛的困局

　　上水天平村近日發生的家庭 倫理慘案，在主流傳媒的導引、催谷和炒作下，已變成一場熱哄哄的輿論審判鬧劇。大家對墮樓身亡者的根由依然莫名其妙之際，不少傳媒已急不及待，以捕捉「珍禽異獸」的眼光，描繪死者遺夫陳健康的乖行異舉，彷彿要把賬都算到這位傳媒眼中的「人辦」身上。

拿「人辦」來洩憤

　　這宗三人身故的家庭慘劇，相信聞者也動容。一名家庭主婦墮樓輕生之前，竟把兩名親生兒子先後拋落樓致死，實在有違常理，公眾除了不明所以，也難免忐忑不安。只有解破這宗慘劇之謎，整個社會才能記取教訓，大家心中不安之情才能得以紓緩。從分析事故、紓解民情的角度看，傳媒大舉跟進報導並無不妥。

　　不過，由事發至今，不少傳媒都僅僅盯住陳健康，顯然希望從他身上找到答案，以滿足社會大眾的期望。在連篇報道中，陳對妻兒身故顯得無動於衷，並且尋歡作樂如常，傳媒雖然沒有直接明言他是家庭慘劇的罪魁禍首，但訊號卻清楚不過：責任非他莫屬，必須窮追猛打。

　　從報章到電視，這類訊號不斷流傳，也不斷加強訊號的強度，大家逐漸忘卻尋根究底的原意，忘卻陳健康只是探究因由的一條線索，一味把注意力集中到其人其事。既然其人可厭，其事可惡，大家看來不必再問因由，傳媒也好，受眾也好，大可視他為問題之源，盡情宣洩不滿，也排解心內的不安，求取心理平衡。換言之，陳健康做了眾矢之的，讓民眾洩憤，傳媒也就有效地為大家減壓了。

　　儘管有了陳健康，我們有了遷怒的對象，藉此可以疏導一下不快的惡感，但若說了解事實真相，記取當中的教訓，上述的報導只是鴕鳥的做法。不錯，根據傳媒的報導，陳健康聞悉噩耗，面不改容，無怨無悔，還北上尋歡，左擁右抱，甚至顯得有點樂不思蜀，也就難免令人感到不尋常，看得不舒服。也不錯，這樣肆無忌憚的行為舉止，公然踐踏社會道德規範，必定招人反感，也叫人聯想到其妻子飲恨而終，自然與其個人生活作風有關。無疑，陳健康個人匹夫有責，但這就是問題的全部？難道慘劇是女人嫁錯郎，命途多舛的必然結局？

一宗倫理慘案，由傳媒導引成一場熱哄哄的輿論審判鬧劇。

人間獵奇多於社會探討

　　事件由始至今，仍未見有完整的報導。不少傳媒決心爆棚，立案追蹤陳健康，紀錄他的一舉一動，卻從不認真去追溯事件的來龍去脈，尋找悲劇的因由。究竟夫婦及父子關係如何？婚姻關係何時遇上波折？婚姻觸礁的關鍵何在？我們慣於搶快報導，即場即時搜集道聽途說，以耳代目，人有我有，卻鮮有細心掌握各方提供資料，耐性重組歷史事故因由，可見問題不在於報導煽情，而首先在於根本沒有認真報導，連與案有關的基本事理都欠缺詳盡交代，卻捨本逐末、巨細無遺去報導案發後男事主的舉動，讓這些後續 (follow-up) 故事蓋過或代替事件前因的探討。

　　同時，婚姻和家庭出現問題不僅由於個人的賢愚貴賤，也取決於社會因素。家庭輔導服務僧多粥少，感情受困的婦女（特別是家庭主婦）傾訴無門，更不要說得到社群或社區服務機構的實際支持。加上婦女對丈夫的經濟倚賴，物質上不能自主，令婦女在婚姻關係之中處於被動，而傳統男尊女卑的觀念，男女地位懸殊，女性對男性的從屬角色牢不可破，女性面對逆境只能逆來順受，獨自承受無比的壓力。

　　這些社會學的皮毛當然不能代替具體而微的深入分析，從而確定這些因素與今次倫理慘劇的的因果關係；但若欠缺這種社會學的想像力，新聞報導只會被自己的直覺（壞男人好事多為、包二奶惹的禍等等）或眼前現象（「人辦」北上尋歡）所牽引，只能是見樹不見林，結果既無法確切了解今次事故的社會因由，也無法通過今次事故去掌握社會潛存的類似問題，更不要奢望提高社會對有關問題的認識和關注，從而想方設法，合力致力改善家庭倫理關係。

道德警察監守自盜

　　相反，不少傳媒對今次事件的報導往往以個人的悲劇開始，以個人的鬧劇告終。傳媒不從社會的角度正視事件產生的原因，也沒有指出社會的潛在問題，卻把眼界不斷收窄，把社會問題個人化，甚至以個人的德行操守去解釋悲劇的一切。在一窩蜂的「人辦」報導下，新聞媒介彷彿假定了母子同歸於盡、以死抗議是必然的結局，卻鮮有質疑這種自毀毀人的做法，也沒有趁今趟機會深入討論婦女面對婚姻破裂時應抱的態度、可有的選擇，並且檢討現有的社會支援是否足夠。簡言之，傳媒沒有以小見大，通過今次慘劇，反思社會，探討人生，開導市民，反而極盡簡化的能事，把錯綜複雜的社會問題看成無良市井失德敗行所致，傳媒引導社會深思和培育公民意識的積極角色，也只有讓位給警惡懲奸的道德打手。

　　更不堪的是道德警察的監守自盜。有些傳媒急於求成，為他們心目中的「人辦」提供現金和鎂光燈，鍥而不捨地製造新聞，以充分顯露其「人辦」本色，也好讓道德警察做得理直氣壯。但無論新聞表演得如何投入，報導內容多麼令人動容，這些只能是假新聞，因為新聞記者早已介入（甚至策劃）事件，影響甚至決定事態的發展，記者參與其中，再報導其事，這種自編自導之作，與新聞報導風馬牛不相及。

　　二十年前，本港新聞界也曾出現記者（或其朋友）在街頭自扮扒手或垃圾蟲，再由攝記現場拍下「作案」或「作惡」實況，用作獨家圖片，料不到在二十一世紀關頭前面，歷史又再重演。過往只給行家訕笑的手法，今天卻可大行其道，無恥無羞。

　　二十年來，報業較前更有規模，科技日新月異，印刷日趨精美，記者資歷和學識亦較前有進，但新聞道德卻如此不濟。物質的昌盛並未提高報業視野和道德操守。文明向前進，專業往後走，我們究竟欠缺了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