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三條的反思

七月，香港為了一條國安法（基本法廿三條）而鬧上街，該愛國家多一點還是香港多一點？該保障官方機密多一點還是公眾知情權多一點？該捍衛國家安全多一點還是新聞自由多一點？這些新聞界的疑慮，可以從七一大遊行也有新聞界上街見一二，以往新聞從業員只管做到客觀報導，這樣公開表明立場的實在不多。幾個新聞業團體連月來分別向政府反映了意見，如今草案押後二讀，餘下來除了繼續追訪廿三條、爭取修訂仍有存疑的條文外，新聞界還可以做些甚麼？答案可能是一些反思。


新聞界的憂慮

廿三條有人看作是一場爭取言論空間與自由的運動，亦有人從實事求事出發：總不能每報導一則新聞都先要問過律師。七一遊行最大的啟示是：切勿輕看少數人甚至個人的力量。假若當天每個人都是旁觀者，就不會有五十萬人上街、也許田北俊便不會請辭、廿三條亦可能二讀通過了。七一參與遊行的新聞工作者，有人說他們不應該上街，因為新聞界應該保持客觀與中立。客觀與中立是必要的，但有關新聞界的權利，他們不去爭取誰會替他們爭取？

有記者憂慮廿三條一旦通過，會成為編輯或採主的藉口，迴避採訪一些略為敏感性的新聞。這憂慮不是全無根據的。四年前本地傳媒組織攜手所作的一項調查發現，近四份一的受訪者認為傳媒有自我審查及避免採訪敏感性的新聞存在。 自我審查的手法可以是多方面的，有減少報導、低調報導、派出經驗淺的記者作報導 (以示對該新聞不重視，採訪所得也不會重點處理)、或引用相反的意見作「平衡」，意圖「淡化」報導本身所突顯的立場等等。 有編輯及採主私下承認，九七後對政治敏感的新聞會「額外小心處理」。

香港人對政治敏感，追索源頭，八九年六四事件的影響不可謂不深遠。當年中國的經濟改革開放帶來了不少新風氣新氣象，一場武力鎮壓，就是再熟識中國政情的人，也始料不及的。前《明報》社長查良鏞的社論曾經被視為解讀中國政情的最佳指標，他與當年的中國領導人鄧小平的關係亦不淺，在查良鏞昔日社長辦公室的案頭，便擺放有一幀與鄧小平的合照。六四後查良鏞接受無線電視記者李汶靜訪問，談到軍隊對學生開槍時亦老淚縱橫，說沒想過這個政權會向人民開槍。往後發生的事便不必說了，九二年鄧小平南巡，把中國的經濟改革重新納上軌道，但對於中國的政治改革開放，自六四事件後很多人都不存厚望。

有官員認為不應在廿三條立法上，事事拿中國內地的情況跟香港比較，然後對號入座。有記者卻對我說不敢苟同，內地與香港比以前更加唇齒相依，稍有風吹草動都難免牽動香港的神經線，加上部份條文有引入內地法律之嫌，令新聞工作者產生疑慮，會不會他朝香港景況也相同？種種憂慮與存疑，與中國看不透的政情不無關係。民主黨七一後跟內地官員見面是一個例子。消息傳出後有駐香港的內地官員鄭重否認有其事。記者問民主黨副主席何俊仁，他堅說有會面，但承認對處理這類敏感的事件政治經驗不足。中國政情類似這種真真假假、似虛即實的例子多的是，正正是這曖昧性，令外界對中國的問題難以捉摸、抱有懷疑。不瞭解這個心路歷程，便難以明白新聞界在廿三條立法上，憂慮的是甚麼。有新聞界代表形容，草案諮詢期間與政府官員及特首的會面氣氛是良好的、坦誠的、開放的、認真聆聽對方的，但缺少了的是相互間的信任。這不信任是衝著甚麼而來，彼此都心裡有數。

執筆當日，董先生剛好再度會見傳媒高層，作為實踐他七一後廣徵民意的承諾之一，他談到香港「嚴重缺乏正面輿論的引導」。平心而論，七一前除了極少數傳媒對政府狠批外，大部份傳媒都是小罵大幫忙，輿論實在是相當體諒政府的了，結果也阻擋不了五十萬人上街，導至特首徹夜難眠，不明白盡心盡力何以換來民怨沸騰。 反映董先生沒有好好善用傳媒掌握民間的脈搏，要不便是輿論過於唱好香港，誤導了董先生。這樣的話，香港需要的是「正確」而非「正面」的輿論。傳媒也別一味只顧政治正確，以亂視聽。七一大遊行後的有關調查，亦反映了市民政治意識的成熟度絕不是輿論與黨派可以左右。其中民主黨的調查顯示只有少數人是因為支持民主黨而上街，支持民主不一定等同支持民主黨，這是其一；其二是中大與港大攜手的一項調查發現，市民上街多出於自發性；其三是一個中學生接受香港電台《鏗鏘集》訪問，說不明白為甚麼要支持廿三條立法去保護一個黨，而這個黨他是沒有份兒的，年紀輕輕，政治理念不可謂不清晰。


輿論引導與反映民意

說輿論引導香港人，倒不如說香港人引導輿論。七一之後，一些平素言論較偏向政府的，也變為「中立」一點。大遊行當晚，有報章在一夜之間開了三次會，拿不定主意應該以甚麼姿態報導這個大遊行。有新聞工作者說，在大局當前下，確有傳媒重估市場，不敢太偏離民意，所以七一之後無端多了一些反對聲音。利物浦足球隊來港在大球場集訓那天是一個例子，當天特首到場探班，被現場千多個球迷喝倒采。論新聞價值，五十萬人已經上過街，社會上不乏反對的聲音，實在沒有必要再看電視那一少撮球迷喝倒采，這些聲音不獨是舊聞，也來得太遲。傳媒要反映社會上的訴求，決不是單憑一兩個口號或喝倒采聲便可以，更不是硬加入一些「反對聲音」在報導中便算是持平、算是反映了民怨。

七一前傳媒對政府的小罵大幫忙，七一後偏袒民意都是有欠平衡，如實報導就是了，公道自在人心。 兩位司長辭職後，董先生打破緘默的那番話，原意是非常簡單淺白的，態度亦有目共睹。翌日幾份中文報章都說他拒絕下台，那確是事實，但說他「拒絕」道歉就有點過了頭，語帶道歉如果不算是道歉，那至少不能說他是「拒絕」道歉。後來中央凝聚力小組主席關信基教授解讀董建華的講話，說他其實是婉轉向市民道了歉，最後替那篇講話討回個公道。有說董先生七一後舉凡有關傳媒對他的報導也不再看，希望不是事實，要消除彼此間的互不信任，未來雙方要做的修橋補路工夫還多的是。

根據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二零零三年的評估，香港的新聞自由全球排行第十八，僅僅落在美國之後，卻領先英國和其他很多亞洲國家，Thomas Jefferson 說：「有政府而沒有報紙，或有報紙而沒有政府，我肯定會選擇後者。」香港的新聞自由得來不易，立法不可怕，但自立惡法可怕，打著新聞自由旗號而打擊新聞自由更可怕。期望香港新聞界給予前線記者更多支持，認真監察政府，締造一個更廣闊自由的言論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