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門犬」與「狗仔」不可亂籠

　　話說一八三○年美國廉宜、通俗之大眾化報紙——亦即一分錢報（Penny Paper）勃興之後，爭取讀者，擴大廣告空間，便自然成為市場壓力，各報為了爭霸圖存，不惜奇招盡出。一八七○年，有「報人中報人」之稱的知名媒介人丹納（Charles A. Dana）接掌《紐約太陽報》（New York Sun），更將競爭氛圍推至高峰。

　　為了急求表現，在審視過新舊讀者口味之後，一種份屬職業性敏感的主觀性經驗告訴他，在新聞的寫作形式上，應該摒棄英國宮廷單純式的報導概念，以為凡是皇室貴族之類「可敬的讀者」所認為「重要的事實」，就是新聞的做法，而應該以特重人情和趣味性的特寫（Feature Writing），來吸引讀者。為了令記者和編輯們能「改變腦筋」，他不惜從「不聞尋常」的奇特角度出發，為新聞下了一個既趣且怪「定義」，亦即往後燴炙人口的「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的講法（If a dog bites a man, it is not a news. If a man bites a dog, it is）。

　　這個即興式的講法，真是害死媒介人。往後，不但出位的媒介，以此作為新聞處理性色腥主義（Sensationalism）的藉口，批評媒介的人，將之作為攻擊媒介表現不符一己理想的口頭禪；而且，更嚴重的是，它誤導了一般人對新聞定義的正確認知。所以，即使連有識之士，當討論及甚麼是新聞時，也大多數不經思索地衝口而出：「常言道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嘛！」——這種似乎有失飽學之士「身份」的講法，雖然聽來十分膚淺刺耳，卻是不絕於耳！

侵犯私穩有利可圖 不顧道德神憎鬼懨

　　丹納這個新聞「定義」傳開之後，因為深具討論潛質之故，自然造成震撼。一九六二年，美國新聞史學大師莫特（Frank L. Mott），更在他的不朽名著《美國新聞史》中（American Journalism; N. Y: The MacMillan Co.），特別標出丹納這個定義，更令讀者有一種史實俱在的感覺。不過，倘若細心推敲一下，這個定義便十分的不妥。試想：「狗咬人」時，會令人聯想到咬了甚麼人（尤其是名人）？是否瘋狗症正在流行？有否在打傷害官司？而「人咬狗」則可能蘊涵著更大的外張性新聞價值，（例如，有人心理變態，或故意製造新聞），這不正是特寫的最好題材！有些媒體不嫌丹納「引喻失義」，拿狗來開新聞玩笑，也依法炮製說：「（美國）羅浮街上一條死狗，比中國水災，更令（美國）人感到興趣。」——用意雖然在點出新聞的臨近性和反常性色彩，可惜的是，從中卻可隱隱約約窺見帝國主義的憎獰面目，有失人性。

由於市場壓力，各大小報章為爭取讀者，往往不惜各出奇謀。

　　不過，在正統新聞學上，新聞人一向對狗具有好感，不惜自比為看管政府施政作為的「看門狗」（Watchdog）。這個深具「神性的角色，一直深植於「第四階級」（The Fourth Estate）、「第四權」（The Fourth Branch）或「第四勢力」的理論中，媒介人也視之為「註冊商標」，並引以自豪。問題是，在激烈競爭和售買成品可獲高利誘惑下，媒介人的忠犬、義犬之類理念，便備受挑戰。例如，為尋找資料，不惜使用匿名採訪和化裝採訪之類爭議性高手法；又或者假借諸如調查報導和新新聞之類報導形式，必得採用「地毛占式」的「飽和採訪」手段為藉口，到處侵犯他人私隱，令人不勝其煩，搞得神憎鬼懨。

新聞工作者在拚搏採訪新聞時，亦應注重新聞道德。

　　於是，有用「文化流氓」來痛罵所有媒介人；有人用「八婆記者」來辱罵女性新聞從業員，說甚麼「記者不多事，母豬也會上樹」。最妙的是，義大利名導演費里尼（Felini），用義文「Paparazzi」一字，來稱呼那些非專職，有一大堆先進攝影器材，平常對名人做足窺伺工夫，準備隨時披甲上陣，偷獵得別人出醜私隱鏡頭後，以高價售給媒介，大撈其一筆橫財的所謂「自由身攝影師」（Freelancer）。他們大部份都具有相當高超的偷攝技巧，一碰到攝獵對象，就不顧彼此處境，拼命也要得些好處。他們只問「傑作」有多警世駭俗、能賣多少錢，甚麼公眾利益、公眾（真正）興趣（interesting to the public）和新聞倫理等，則不屑一顧。

　　這些「獵影師」大多是業餘兼職者，本身其實另有些工作，有些則會有某個媒體掛個名，也有本身就是媒介攝影記者，偶然見「獵」心起，競相加入「逐鹿中原」行列，將「行貨」交給老闆，而將「精彩」鏡頭待價而沽。不過，不管他們是那一類型，行為則一：就是專門躲在諸如牆角、汽車內或柱子背後，偷拍那些他們跟宗而得或偶然發現的私隱和不雅、可以令人尷尬或出醜的鏡頭。「Paparazzi」的義文原意，是指那些諸如老鼠、蟑螂之類，令人生厭的害蟲，中文把它譯成「狗仔隊」相當傳神；不過，看門的家犬與咬人的野犬，自私一點和功利些來說，牠們對社會的價值，是否也應有所評？

知情權濫作藉口 新聞倫理有底線

　　在外國，狗仔隊首次最轟動事件之一，是一九七一年時，義大利一隻「狗仔」冒充希臘船王歐納西斯（Onassis）的園丁，成功地混入其私人小島裡，拍攝到甘迺迪遺孀賈桂林（Jacqueline）的祼體日光浴鏡頭，照片一登，舉世驚悚。成了公眾知名人物的戴安娜王妃，由於本身際遇完全合乎「狗仔」胃口之故，以至經常被「狗仔」們緊「咬」不放。今年六月中，她在西班牙馬略爾卡島度假。某日，正當坐著屈身塗腳指甲油時，罩袍開敞，被「狗仔」偷拍個正著，不但上了國際電腦網絡，港台某些報刊亦登出了這張所謂「春光乍洩」照片——只是，港版照片比台灣版照片更為清晰，而且有網址。

　　當然，又會有人用「知情權」（The Right To Know）作為藉口，不過在濫情之餘，是否可以想一下讓讀者「認識正道」（To Know What's Right）這項新聞倫理；另外一個底線是，公眾人物的言行舉止，無疑由於身份的特殊性，而不能如常人一樣享受較大的私隱空間，但在處理可能引起他人不快的資訊，尤其是照片時，新聞人一定要問：這是（她）的無心之失，抑或是故意賣弄的？

戴妃車禍喪生後，「狗仔隊」曾被指是罪魁禍首。

　　由於一旦「撞（碰）到正」就有利可圖，所以狗仔隊永遠有人加入，永遠有人做其發財大夢，而購買「狗仔貨」的媒介主，也經常口是心非，「打著紅旗反紅旗」。目前，紐約計程車司機，很多都是業餘的兼職攝記。他們將相機成電子攝影器材放在車廂後，一旦巡經街頭看到新聞事件時，即以第一時間拍下第一手資料，然後同媒介接觸，價高者得，據說收入不俗。

貓狗新聞屢見不鮮 媒介報導人情趣味

　　貓狗同為人類寵物，拜丹納「提點」，在新聞報導史上，貓狗新聞，可說史不絕書，此無他也，特具人情趣味潛質而已。遠的不說，末代港督彭定康愛犬「梳打」，走失之後上演鳳還巢，香港報章大多有所報導。同樣，九六年九月底，長年在倫敦唐寧街十號英國首相府「享福」的七歲大公貓韓福瑞失縱三個月後，因報章披露其消息而得以重返揆府；事經通訊社發佈新聞，全球報紙似乎都沒有「錯過」這則好故事。

　　其餘如美國新罕布夏州樸茨芧斯港有一隻叫「王子」的拉布拉多流浪犬，九七年春因為咬死了一隻公雞，又經常在外遊蕩被捕，竟然天大成為當地一版的頭條新聞——討論牠是否是條邪惡的狗，該不該人道毀滅；最後才以「遞解出境」收場。再說，九七年春夏之交，可說是新加坡動物新聞的旺季。先是一位裝潢商人，因為把鄰居的黃狗活活打死，而被法院以虐待動物、觸犯動物和飛禽保護法令為理由，判他坐牢一個月；稍後，又有一名技工，因為把闖入他家陽台、意圖將他所養的小鳥飽餐一頓的野貓打死，法院又以同樣理由，判他入獄六個星期。這些阿貓阿狗的「殺手」新聞，自然又是媒介熱門新聞。

　　說也奇怪，在歐美，走小報式作風的報刊，大多叫「太陽報」（The Sun），望「名」思義的讀者，已經習慣將這些報刊的手法用一竹篙打翻一船人去形容。從新聞人的立場和職業自尊心來說，則只是希望「佛頭著矢」，而不是「一顆老鼠矢攪壞一窩粥」，看門犬的角色，永遠不應與只知「覓食」的野狗仔「亂籠」，自貶身價。

　　在戴妃意外事件中，尚有一個令人忐忑不安的消息：意外發生後，在場攝影師竟忙於拍照，而無一人撥電報警求援，實在令人遺憾。無他焉，倘若新聞工作者只要舉手之勞，就可以防止一個意外發生，但卻為了獲得資料或獨家鏡頭，最後，竟然忙得讓意外發生了；亦即得到了新聞（目的），但卻失去了人性（不擇手段），就可能難逃社會大眾的道德指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