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學短簡 – 佔中、反佔中媒介表現之思考

　　佔中、反佔中，令全香港市民情緒緊繃，舉世矚目。表達這種政治氛圍，紀錄正在發生事件，厥盡斯職者，當非媒介莫屬。媒介–紙本媒介、電子媒介和網路媒介，就其呼應本質而言，固可令報導中事件，更加波瀾壯濶；但也正由於這種本質，覆舟載舟爭議，議論亦多。

　　就今次佔中、反佔中媒介表現來說，有些新聞學現象與議題，頗堪一提。

一、新聞報導客觀性原意

　　新聞報導寫作，一言以蔽之就是人（記者）或媒體（機構化的人），處理、紀錄人的事（新聞）。俗話說得好，一樣米養百樣人，人之不同各如其面；記者在處理、紀錄人的事時，無可避免地受到自己本身條件性的影響。至於媒體本身（如報社）就更不用說，整個運作邏輯，脫離不了其企業文化桎梏（如黨派、立場、編輯政策、廣告方針等等）。就傳統「王道」的新聞工作觀念來說，新聞業、新聞工作和新聞工作者的所作所為，都自詡或被期許對社會大眾有益（for the public good）。

　　這就茲事體大了！故記者在新聞報導時，一套冀求透過良好訓練而獲得的專業守則，在試誤和經驗累積下，終於獲得大多數業界和社會大眾所認同。這些守則，包括專業規範的客觀（不是哲學上解釋）、公正、查證和平衡，即使傳媒機構在履行專業承諾時，也不得不作如此標榜，以突顯傳媒地位和信譽。

　　客觀、公正和平衡報導，雖然發展成了專業意理，但是，如何才可以做到客觀、公正和平衡報導呢？－最初的一個想法是，記者筆鋒不能帶有感情，並把「我」置身於新聞事外，以「神眼」般全知觀點，盡量如實直說；惜敍事報導（storytelling）遭以名思義誤解後，新聞客觀性報導，似已淪為老學究口中的呢喃了。

二、傳媒享有新聞自由

　　新聞自由，已被認許為傳媒因為執行工作而享有的方便工作權利，任何媒體一律享有，包括出版自由、採訪自由和新聞成品運銷自由等等；一般大眾所享受同形式的自由，則稱為知情權、言論自由、表達自由和傳播權。我們生存，正確資訊不可或缺；因此，新聞自由容不得政府、權勢者或任何人暴力侵犯。在今次風潮中，香港《蘋果日報》報社曾被圍塞，阻礙報紙外運，對民主社會是極大諷刺。有兩三事，可以幫助吾人對此事件之思考：

1. 自詡為世界新聞自由長城的美國，在新聞自由衍進方面，也曾有過黨派報業（party paper）黑暗期。
　　那是1783年美國獨立戰爭結束後五十年中，美國多數報刊由黨派發行，採取明確黨派路線，竭力打擊不同意見反對派，甚至不惜攻訐謾罵、造謠誹謗、賄賂收買。影響所及，即一般商業型報刊，亦一窩蜂靠邊站；讀者則各有所擁，但求「深得我心」即可，並不要求新聞要如何公正客觀。因此1830年以前，美國人、美國新聞界對客觀報導這一名詞，是相當陌生的。1830年以後，歐洲工業革命成功，工業產品激增，報刊廣告收入良好，報紙生存再不需要政黨津貼，以追求利潤為目的的企業家，開始插手報業經營，黨派報紙逐漸萎縮，一分錢大眾化報紙（penny paper）相繼面世，新報業時期（new journalism）開展，美聯社（AP, Associated Press）又強調六何（5W1H）之純新聞寫作模式，至是一一客觀報導，亦即媒介客觀性，被推高至業界最高指導原則。

　　美國傳媒也不是沒有預存立場、編輯政策和政黨偏向的，只是，他們的政見和媒介立場，較多以社論一類意見文字表達，在報導時，通常還是心裡惦著客觀、公正和平衡的。在一個多元開放社會中，政府或任何人，都要尊重「異見」媒介，不能以任何手段妨礙表達自由和傳遞自由。

　　法國文藝復興時期，偉大思想家伏爾泰（Voltaire, 1694~1778），據傳往生前，回應一位牧師請他與撒旦斷關係時，留下了一句擲地有聲的世誦名言：「我不同意你所講，但我至死捍衛你講的權利。」（I disapprove of what you say, but I will defend to the death your right to say it. 見《伏爾泰的朋友們》一書）。真是歷久彌新，發人深省（他的另一句名言是：「熱愛真理，原諒錯誤」）。

　　因為政治操作氛圍，台灣傳統報紙也吃過苦頭。1992年十月底，台灣《聯合報》因為刊載了時任中共政治局常委李瑞環，回應假設台獨勢力高漲，威脅到「未來統一」時，中共的可能決定（犧牲流血，前仆後繼，沒有什麼退讓），而在政治操控之下，被打成「中共傳聲筒」，「《人民日報》的台灣版」，一撮人還發起一場「退報救台灣」運動，影響了整個台灣社會。聯合報社曾興訴訟，但法院認為此「運動」並沒有「強制別人為之」，故而最終不了了之。就《蘋果日報》而言，若有人對之不滿，市場機制一定勝過「攔路虎」。

2. 前線記者被毆打與採訪自由
　　記者是高度危險行業，社會新聞採訪是高度危險工作，在前線採訪記者應受到現場治安人員充分保護，使之完成任務。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期，香港社會情緒不穩，一件小事件－例如某隊足球踢輸了，他的擁躉一時不忿，便會沿途叫囂，甚或焚燒垃圾桶，造成小小騷動。採訪這樣偶聚的暴眾（mob），體貼的媒介主管起碼會派出三名記者在現場採訪－一位攝影，一位作文字紀錄，另一位甚麼也不做，只眼看四周，若有人意圖追打記者，阻礙採訪，則佯裝為同路人，靠在記者身邊，盡量擋開施暴者，令他及時走避。

　　攝影記者為了拍攝而攀爬、借用地形地物是常有之事，大多能獲得諒宥，體諒其工作苦心。在今次風潮中，有美國女攝記爬上私家車車頂拍攝，而為警方拘捕，似有爭議。如所云是車主先報案，謂車頂受損，警方方採取行動，則案不屬刑事毀壞，就由民事官司，由保險解決罷了，警方實無必要讓全世界看見此幕，背負香港警察妨礙新聞自由不必要污名。

　　也許，香港業界可以研議如何透過法律途徑，切實落實採訪自由法律依據。台灣原有出版法第26條，曾明文說明：「新聞紙或雜誌採訪新聞或徵集資料，政府機關應予以便利。」記者採訪，一向稱便，可惜，此法在西元兩千年十二月底廢除，記採履行工作時，便難以「見大人則藐之。」

　　加拿大傳播怪傑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說：「媒介（本身）就是訊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列寧（N. Lenin）「報刊三大角色說」（Lenin's Three Roles For the Press），主張報刊是集體（群眾）宣傳者（collective propagandist），集體鼓動者（collective agitator）和集體組織者（collective organizer）－講的雖然是紙本傳媒，但正正說準了今日電子媒介，尤其是社會媒介（social media），亦即網媒功能。美國《時代周刊》（Time）副總裁霍堅司（Cric Hodgins）說：「新聞學乃新聞之正確的、深入的、與迅速的傳遞，因而使真象得明，正義得以伸張之學也。」今次香港佔中人氣聚集之處，幾千支手機「蠟燭」壯觀場面，不但可以申請健力氏世界紀錄，更是新聞傳播研究好題材，願識者盍興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