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自由受脅非社會之福

基本法是香港回歸後賴以生存的法律依據。根據它，香港才可以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這是中港兩地政府以及市民大眾的共識。多年實踐下來，我們發現，基本法的文本雖然只有一個，但卻可以讀出多個版本，有些地方有否貫徹落實也成疑問。最能反映箇中爭議的就是中央發表的一國兩制白皮書。它所強調的是一國優先、中央擁有香港全面的管治權和對香港自治程度的絕對界定權。難怪白皮書發佈後，一國兩制的可行性又再次受到質疑。…….

*原文發表於2015年4月11日香港電台《香港家書》節目

建國兄：

        時間飛逝，今年是基本法頒布25週年，而回歸也快十八年了。記得基本法頒佈之時，香港社會動盪，你選擇了移民加拿大，我雖然也閃過移民的念頭，但最後決定留下，笑說這是"與港共命運"、"留港建港"。隔了這麼多年，你還是關心香港，我就跟你分享一下我對新聞自由與學術自由的一些觀察吧。

        基本法是香港回歸後賴以生存的法律依據。根據它，香港才可以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這是中港兩地政府以及市民大眾的共識。多年實踐下來，我們發現，基本法的文本雖然只有一個，但卻可以讀出多個版本，有些地方有否貫徹落實也成疑問。最能反映箇中爭議的就是中央發表的一國兩制白皮書。它所強調的是一國優先、中央擁有香港全面的管治權和對香港自治程度的絕對界定權。難怪白皮書發佈後，一國兩制的可行性又再次受到質疑。

        以上是較為宏觀的觀察，我們縮小範圍，首先看看較為敏感的新聞自由。在回歸之初，權力中心比較自制，新聞自由還算落實得不錯。其後，我們看到多位電台烽煙節目主持人相繼受壓而離職，傳媒擁有權逐步落入親中人士手上，建制勢力停止向敢言的傳媒落廣告，排拒它們於採訪門外，傳媒自我審查事件此起彼伏，傳媒因為外來壓力而改變其主要編輯和立論方針。在這些種種現象衝擊之下，無論是針對市民大眾或是新聞工作者的民意調查，都確定香港新聞自由在銳減當中，而世界不少新聞團體對香港新聞自由的評分也逐年下跌，情況使人憂慮。

        對比之下，學術自由的狀況比較好一點。不過，最近透過港大法律學院陳文敏事件，我們再看到大學自主性受到新的挑戰，而學者也要面對來自權力中心的政治壓力。這是繼多年前港大的民調風波和教育學院威嚇事件另一起牽涉學術自由的爭議。

        何謂學術自由？最簡單的說法是指大學應有自主性，而教授的教學、研究和聘用不應受到外界的干擾。他們的表現主要應該由學術社群來評定。從這樣的定義出發，我們看看港大法律學院事件的問題出在哪裡。事件源自香港左派報紙報導，說港大法律學院在大學研究評審中落後於成立只有十年的中大法律學院，把落後歸咎於前院長陳文敏“熱衷政治而忽略學術研究”，指責他沒有好好管束下屬戴耀廷的佔領活動。首先，對行內人來說，這種歸因法很奇怪，因為有關評審只計算過去幾年的成果，對後起的院系有時反而有利，因為新創立的院系多因應時代要求而把自己定位為研究型單位，從而以最高學術標準招聘教員，沒有甚麼歷史包袱。我指出這樣的一個可能性，旨在說明中間牽涉很多其他合理的因素，不應該武斷地把事情政治化、簡單化和個人化。陳文敏是否一個有能力的人，是否適合出任某一職位的人選，這些都應由他所屬的學術社群評定，但是有關報紙卻明言要求港大不要任命陳文敏為副校長。這不是一個普通人的意見表達，也不是學術討論，是政治權力中心機關報對個別學者的點名打擊，所構成的政治壓力可想而知。

        現在陳文敏的個案還在發展中，不知道結局如何。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事件已引起學界和社會的警惕。我們可以想見，干預一旦得逞，它將產生更大的寒蟬效應，導致學界更普遍的自我審查。我相信你會同意，這不是香港之福，因為學術自由是新知產生的必要條件，對每一個社會都很重要。歷史上，一旦政治權力介入學術，新知就會受到打壓。著名的外國案例是蘇聯的斯大林偏袒後天決定論，打擊遺傳因子的研究，使科學家賴深科（Lysenko）的偏見橫行一時，最後導致蘇聯遺傳學研究走了長長的彎路。另一著名案例是中國經濟學家馬寅初,他認為中國人口增長過快，主張計劃生育，但有關理論不為毛澤東所喜，因此受到大批判，最後要辭去北大校長一職，結果弄至中國人口過多，為禍至今。

        新聞自由和學術自由均面對威脅，怎麼辦？弔詭的是我們要回歸基本法，從基本法找到保持香港生活方式不變的法律依據，希望中央及特區政府不忘初衷，切實落實。其次是，香港社會要珍惜新聞自由和學術自由，要提高警惕，要團結一起，保護自己的權益。

        好了，又是報憂。希望下一次有喜可報。

老友
陳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