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媒體報道看香港地標現象和城市觀

　　城市是歷史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城市代表著一個地區近乎所有之內涵。香港作為一個城市，從縱向歷史發展，自然看到其意義之深度；從橫向的發展則看到今天的社會的總總切切。我們常言城市內涵之呈現，除了無形之文字文本以外，有形可見的象徵往往是一些具城市內涵和意義的建築，其反映著城市和人的縱橫意義，也有著歷史過去和當下的意義。我們往往把這些意義具體化成為地標(Landmark)來說明。至於地標之呈現，今天往往見諸於媒介，本文擬從媒體之報道入手，試論本港地標現象和城市觀之關係。

城市觀的理論

　　城市是人和地緣之關係的實體，其受到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不同因素所影響。英國著名歷史和博物館專家Deyan Sudjic在其著作《The Language of Cities》一書指出，城市反映著社會成員總體之意志(Sudjic 2016)；同時，城市是靜止不可動的實體，其意義之呈現實則來自發展和改變(Sudjic 2016)。Deyan Sudjic又表示，城市有五大元素，首先是名字，其次是具紀念意義或城市象徵之地標，人、資源和街道。

　　城市之名字是一個記號，其往往取自地緣或歷史之人和事而來。香港名字之出處不一而足。蕭國健認為乃本港曾盛產莞香而得名(蕭國健 1995)；蕭國健之另一說法則見郭棐之《粵大記》，其列出港島上7條村落之名字，其中之一便是「香港」。英國海軍抵港時，便把「香港村」作為這兒的名稱(蕭國健 1995)。另一說法，據丁新豹考證，《海國聞見錄》見「紅香爐」一詞，以作香港島之統稱。其理解香字之由來，併上作為港口之意義，即香港之名(丁新豹1999)。

　　有關城市之地標之說明，城市身份之改變，往往跟歷史之發展有著一衣帶水之關係，其往往由具歷史意義的建築物或紀念碑以反映出來(Sudjic 2016)；但從城市發展觀之角度而言，其有形地反映著這些改變，這便是當下的地標。

　　至於人和資源，城市必然由人所構成。街道者，則是城市的血脈；街道同時也呈現著行人和汽車之關係，也是城市人日常生活之所有(Sudjic 2016)。

　　據Giorgia Aiello, Matteo Tarantino, and Kate Oakley等三位學者所編定的《Communicating the City Meanings, Practices, Interactions》一書中指出，從理論而言，城市傳播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傳播有關城市資料；第二種則是在城市中來傳送(Aiello, Tarantino, and Oakley 2017)。筆者以為，前者是外在性或客觀之城市資訊或說明，其涉及共時或歷時的形式；後者則是共時性的，當下的城市人每日處埋之訊息交流。針對城市中之傳送，其傳送當然包括所有城市中人，但其有力、快速且見影響力者，記者可能是必然選項。

　　本雅明曾論述城市閑蕩與記者之關係。他以為記者透過城市閑蕩，從而重構城市中的故事(Aiello, Tarantino, and Oakley 2017)。對於本雅明而言，城市就是一襲奇觀，這個奇觀亦只能透過記者來重新演繹。城市本身也是充滿著矛盾，是自由和限制之間的身段(Aiello, Tarantino, and Oakley 2017)。因此記者卻能以客觀的眼光來重新認識這個城市。羅蘭巴特曾表示，城市地標重新呈現往往可以成為一種城市詮譯。如比在電影中的巴黎鐵塔，其不僅僅一座鐵塔，而是巴黎的象徵，也隱含著浪漫和愛(Aiello, Tarantino, and Oakley 2017)。

　　因此，我們對於城市的一事一物，其包括了三個發展階段，首先是記憶；接著是理性；最後是判斷(Aiello, Tarantino, and Oakley 2017)。記憶讓我們把過去的歷史性的東西收集起來，成為城市的厚重的檔案庫；繼而我們以理性來分析這些厚重的檔案；最後我們以判斷、總結、理性加以分析所有檔案，從而獲得結論。這個結論便是我們對城市過去總總切切的歷史文本或存留的分析的載體。

　　然而，針對記憶而言，我們或許可以走更遠。十七世紀的醫生布榮恩(Sir Thomas Browne)曾表示，知識透過遺忘來取得：如果我們想要獲得清晰且確切的真理的話，就必須告別那些植根於我們腦海中的東西(阿萊達·阿斯曼2016)。歷史乃專業分工下所產生的過去，而且其具活力的集體記憶的歷史有時以這種力量在一夜之間結集起來(阿萊達·阿斯曼2016)。這種方式同時是一種身份認同，這種身份認同構造了集體記憶。集體記憶有時則以歷史教科書、紀念碑、公共建築和廣場等來呈現(阿萊達·阿斯曼2016)。

　　針對我們城市觀之現況，本港記者到底又如何報道我們當下的城市，我們透過報道或評論又看到如何或甚麼模樣的香港?

　　承如上述之說明，按Deyan Sudjic論及城市之元素者有五，包括名字、地標、人、資源、街道。在這個五項元素，筆者以為名字是以考據為主要，不是本文取向；人、資源和街道，若言分析是十分複雜的案點，也非數千字文章可以說明究竟。 本文擬針對者乃記者與城市觀之可能關係，筆者相信地標是較易把握的案點。見上，地標涉及過去或現在之集體記憶，亦同時呈現著我們之身份認同。如是我們集體記憶和身份認同，便可以這些地標來呈現(阿萊達·阿斯曼2016)。

地標報道分析

　　本文利用WiseEnterprise電子剪報系統，分析了指定年份之一年數據，針對「地標」這個關鍵詞，以收集相關文章。同時以《明報》作為分析媒介；其原因是過去十年調查發現，本港頭三位的公信力刊物分別是《南華早報》、《經濟日報》和《明報》；《南華早報》是英文報刊，未必包涵典型大眾；《經濟日報》則是以偏向商業為主，不算綜合大眾的刊物，因此《明報》是較好的選項(蘇鑰機 2016-09-08)。至於年份方面，今年是2019年，我們先設定本年為要，再按十年為期以作選項的基本思維，若以三十年為期，分別是1999、2009、2019(首六個月)。

表1：《明報》涉及地標關鍵詞之報道

年份	篇量	涉及之地標
1999	1	千禧年紀念塔(建議興建)
2009	8	油麻地果欄、甘棠第（半山）、文武廟（上環）、舊灣仔郵政局、舊最高法院、舊屏山警署、美荷樓、雷生春、北九龍裁判法院、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2019	20	前粉嶺裁判法院、中環遮打道的和平紀念碑、深圳灣公路大橋（即深港西部通道）香港段、尖沙咀海濱、星光大道、修頓遊樂場、太古坊、盧亭半人半魚、荷李活道已婚警員宿舍

　　按WiseEnterprise之分析結果，本文獲得有趣之觀察。首先是針對1999年的數據，其獲得相關數據十分少，只有兩條，且其中一條不涉及香港。筆者非正式查詢過WiseEnterprise，有關1999年之數據是完整的。然而，筆者以為只有一條之參考性不強，但可理解成當時對地標這個概念還未十分流行。筆者於1999年已在《明報》工作，針對地標之採訪編輯工作，記憶依稀，但相信不是主流採訪題材。同時，另見報章和刊物之整體報道量統計(表2)，由1998年起其增長趨勢是線性的，從而見1999年之數字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表2：本港報章刊涉及地標關鍵詞之報道量

年份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地標	2	9	17	8	22	38	48	157	193	203	139

　　至於2009年，則情況明顯不同了。數據顯示，篇量達8篇，比之於1999年大幅提升；同時提及之地標案例也增加，且見具體之表述，其包括油麻地果欄、甘棠第（半山）、文武廟（上環）、舊灣仔郵政局、舊最高法院、舊屏山警署、美荷樓、雷生春、北九龍裁判法院、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到了2019年，篇數增至20篇，地標說明則見前粉嶺裁判法院、中環遮打道的和平紀念碑、深圳灣公路大橋（即深港西部通道）香港段、尖沙咀海濱、星光大道、修頓遊樂場、太古坊、盧亭半人半魚、荷李活道已婚警員宿舍。

　　從上述之地標分析，我們可以分成新舊建築兩大類，詳見下表3。千禧年紀念塔乃當時建議中的計劃，則不作論。新建築包括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深圳灣公路大橋（即深港西部通道）香港段、尖沙咀海濱、星光大道、太古坊。舊建築則見油麻地果欄、甘棠第（半山）、文武廟（上環）、舊灣仔郵政局、舊最高法院、舊屏山警署、美荷樓、雷生春、北九龍裁判法院、前粉嶺裁判法院、中環遮打道的和平紀念碑、修頓遊樂場、盧亭半人半魚、荷李活道已婚警員宿舍；舊建築則有修頓遊樂場和荷李活道已婚警員宿舍，均為戰後所興建的建築。

表3：《明報》報道涉及地標分析

年份	新建成	舊建築
1999	千禧年紀念塔
2009	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油麻地果欄、甘棠第（半山）、文武廟（上環）、舊灣仔郵政局、舊最高法院、舊屏山警署、美荷樓、雷生春、北九龍裁判法院
2019	深圳灣公路大橋（即深港西部通道）香港段、尖沙咀海濱、星光大道、太古坊	前粉嶺裁判法院、中環遮打道的和平紀念碑、修頓遊樂場、盧亭半人半魚、荷李活道已婚警員宿舍

　　同時，我們發現新建成之地標呈現上升的趨勢。1999年只有涉及千禧年紀念塔之地標，縱其分析價值不強，也見其一也。但2009年，當時所謂香港城市地標，媒介和記者似乎傾向於具歷史意義之建築，始作為香港之城市地標，其包括油麻地果欄、甘棠第（半山）、文武廟（上環）、舊灣仔郵政局、舊最高法院、舊屏山警署、美荷樓、雷生春、北九龍裁判法院；當中只有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為新之建築。到了2019年，新建成之地標報道上升不少，增至4個案例，包括深圳灣公路大橋（即深港西部通道）香港段、尖沙咀海濱、星光大道、太古坊。舊建築仍是地標說明之內容，但數量減少至5個，包括前粉嶺裁判法院、中環遮打道的和平紀念碑、修頓遊樂場、盧亭半人半魚、荷李活道已婚警員宿舍。

　　我們若把這些地標作本港整體媒介報道分析，則見有趣之變化。首先，針對1999年之千禧年紀念塔，沒有啟示性，只有一項，同時乃建議之計劃，且到了2009年和2019年則未見報道。到了2009年，其涉及地標者如油麻地果欄等，同期報道量較多者包括北九龍裁判法院(69次)、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56次)、雷生春(47次)。到了2019年，2009年曾報道之地標，於2019年仍見報道，但數量大幅減少；2009年總量為227；但2009年1月至6月為174起；2019年則見117。至於2019年之地標報道，同期總量為313。2019年只計算首六個月，對比2009年同期之174起，仍見上升之趨勢。但是，因為星光大道之新聞而大幅拉高了整體數字；另外，太古坊見商業效應，令數字存在不確定性；若不計星光大道之180起，則為133，若不計星光大道和太古坊之261起，則減少至52起。

表3：本港媒介主要地標量化分析表

	1999	2009	2009(1-6月)	2019(1-6月)
千禧年紀念塔	1	0	0	0
油麻地果欄		1	1	29
甘棠第		8	5	0
文武廟		15	7	13
舊灣仔郵政局		1	1	2
舊最高法院		2	2	1
舊屏山警署		1	1	1
美荷樓		27	26	19
雷生春		47	41	19
北九龍裁判法院		69	62	7
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56	28	26
總計	1	227	174	117
前粉嶺裁判法院				18
和平紀念碑				5
深港西部通道香港段				1
尖沙咀海濱				14
星光大道				180
修頓遊樂場				12
太古坊				81
盧亭半人半魚				1
荷李活道已婚警員宿舍				1
總計				313

數據之啟示

　　從上述數據之分析，本文發現兩點可資啟示。首先是地標報道量呈上升趨勢，2009年全年之報道量為227；但到了2019年首六個月已見313，2009年同期數字為117。承上述，本文以為星光大道應該計算其中，因為其可以理解為地標之一；但太古坊或見商業水份，若減去太古坊之81起仍見232，仍高於2009年同期。

　　第二點，地標類型呈根本性變化。這些新地標跟2009年之地標比較，殖民色彩大為減退。2009年之地標中，舊灣仔郵政局、舊最高法院、舊屏山警署、美荷樓、北九龍裁判法院均為殖民地時期官方之建築。油麻地果欄、雷生春、甘棠第、文武廟則指涉生活方面；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則新建築。2009年殖民時期之建築佔比達64%。但到了2019年，官方建築有前粉嶺裁判法院、和平紀念碑和荷李活道已婚警員宿舍為殖民時期之建築；非官方則有修頓遊樂場，則指涉民生生活方面。至於太古坊，則是商業建築，同時原文說明之謂地標者，也帶著商業味道。盧亭半人半魚則民間和地方性為要。可見官方殖民建築佔比7.9%，若計及修頓遊樂場，則上升至11%，大幅少於2009年同期(首6個月)之83%。

　　針對殖民元素而言，周蕾曾表示，中國重新獲得香港主權，但針對本港特定文化而言，則未必可以全面地獲得文化權利。過去百多年，本港本身也孕育了地區性文化。同樣地，中國地大物博，不同地域也有著各自不同的文化，但中國則以基本共生的理念和道德加以維繫。如是當中國行駛政治主權之同時，其仍與本港地域性文化「出現的主導與次主導之間的鬥爭」(周蕾 1995)。因此，周蕾以為：「香港自我建構身份，除了必須要擺脫英國外，也要擺脫中國歷史觀的成規(周蕾 1995)。」但我們若以這個觀點理解新建築之地標呈上升之趨勢，或許有所啟示。其實有關後殖民問題之觀察，我們在港產片或許獲得進益之啟示(PANG 2007)。

結論

　　本人之分析數據或許備受挑戰，因為本文以地標為中軸，相關文例未提到地標者則不論作分析樣本，未能從質和意涵來分析，可是一旦以指涉之相關分析，工作十分龐大。因此，本人僅作為一次初探性質而已。如是按分析之結果而言，以2009年和2019年之變化，本文以為也見一些微炒之變化。其中包括新舊、殖民和後殖民之觀察。若地標涉及人之取向，從其變化而言，我們亦可以看到一些當下的轉變。

 

參考
Deyan Sudjic(2016). The Language of Cities. Allen Lane.

Giorgia Aiello, Matteo Tarantino, and Kate Oakley (Ed.) (2017). Communicating the City Meanings, Practices, Interactions. New York PETERLANG.

LAIKWAN PANG((2007). Postcolonial Hong Kong cinema:utilitarianism and (trans)local. Postcolonial Studies, Vol. 10, No. 4, pp. 413430, 2007 

（德）阿萊達·阿斯曼(2016)。回憶空間：文化記憶的形式和變遷。北京大學出版社。

丁新豹(1999)。《香港歷史博物館通訊》。

周蕾(1995)。《寫在家國以外》。香港：牛津出版社。

蕭國健(1995)。《香港歷史與社會》。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蘇鑰機(2016-09-08)。香港傳媒公信力又見新低。《明報》，A28。

李立峯(20 19年5月1日星期三)。《明報》60年 一部社會變化史。《明報》，(15:30)

盧燕儀《難以詮釋的香港身份》https://www.ln.edu.hk/cultural/mcs/materials/Sym%202010/2_P1_2010.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