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與訊源關係複雜

從「社會真實」的層次來看，縱然是挖掘內幕的調查報導，也都是先有了「新聞事件」，然後才有「新聞」的呈現的。在傳統觀念上，新聞學者都認為，將新聞事件轉化成新聞的「工序」，一定要包括觀察、訪問和檔案資料的對比與運用。觀察和訪問既是一種查證的過程，也是記者專業的「問責」機制，標誌著新聞----一個特殊類型的知識信用效度，故而相當重要，幾成新聞工作的靈魂。在這種情形之下，「消息來源」不但成了「新聞體」的標準內容和呈現方式，也是新聞業界的一項功能性需求。

從事採訪的記者，理論上，應該是一位典型的觀察者，在客觀報導大帽子下，他們日常的專業標準動作，通常祇被期望、界定為描述別人所定義的議題、別人所提出的問題、別人所提供的答案、別人所採取的行動和別人所遇到的衝突等等；因此，就實際的新聞本質而言，記者在履行專業工作和任務的時候----尤其是無法親臨新聞事件現場當兒，就必須冒　「沒腦筋」、「文抄公」、「有聞必錄」、懶和推卸責任等「指罵」，極度依賴新聞來源 (通常也就是訊源)，以取得媒介內容所需的大部份知識，以及其權威性與認受性。

所以，你可以說這樣的一種工作成果，祇是一種「二手貨」的「媒介 (或符號) 真實」，但在第一線的記者，則無論怎樣說，都必須經由別人的「告知」（to inform），來知曉新聞事件內容，已是不爭的一種例行化的作業方式或儀式。無疑一般來說，這種「告知」，固然可藉由檔案資料而取得，也就是所謂的「借用新聞」，從網絡資料庫取用資訊 (是謂 Computer-Assisted Reporting CAR)；但是，大多時候和大多數的新聞，記者必須和各方面、各層級最重要的消息來源，保持密切的人際互動關係，而在這種互動關係中，消息來源與記者之間，自覺或不自覺地透過新聞和曝光率，彼此不斷地交換所需----所謂的採訪路線 (beat / run) 於斯底定，「製造」新聞 (news making) 的基本過程，亦於斯始焉。


各取所需的交換關係

記者和消息來源交往，當然是叫囂著為社會大眾知情權 (the right to know) 而服務，以社會公益 (public interest) 取得執行專業的合法性和正當性，要求消息來源合作，提供所詢新聞的內容。然而，不幸地消息來源因為正正處於此一關鍵性樞紐位置，卻大有機會，猛搞把戲，操縱消息，玩其媒介策略，以遂其本身或事件利益。記者與消息來源關係，由是治絲益紛。

美國社會學者甘斯 (H. J. Gans) 以為消息來源 (source / attribution) 就如舞會中跳探戈的男男女女，彼此都想接近對方，彼此也都有引導對方的機會，但消息來源引導記者的機會較大。故另一位學者貝爾 (D. Bell) 更曾極端的以為新聞者，「乃是權威消息來源告知新聞工作者的事實。」也就是說，具有社會真實建構意義的新聞成品，是記者與消息來源協力合作的成果。

早在一九六一年，美國新聞學者佳白 (W. Gieber) 與強生 (W. Johnson) 兩人，即從研究中，歸納出「對立」（正常關係）、「合作」（一般性關係）與「同化」（危險關係）三種模式的「消息來源與記者人際關係」。一九七三年時，學者羅斯科 (B. Rosho) 更進一步指出，記者與消息來源的關係，可以作如下x述：

（一）兩者是一種各取所需的交換關係，各得報酬希望雙贏，彼此會用「套交情」(即所謂之hobnoblery journalism) 來彼此「疏通」；

（二）記者愈無法直接觀察、接觸事件，愈會依賴消息來源；

（三）新聞事件本身愈雜亂或愈專門，記者就愈需要尋找消息來源 (例如，學者專家和旁觀者)；

（四）兩者有時會處於緊張或對立狀態----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消息來源往往有自我宣傳意欲，而媒介在人員、組織和編輯政策把關之下，卻未能滿足其「予取予求」算盤；而記者在追求事實過程中，有時則難免對新聞來源有所開罪。

兩年後，古寧 (J. E. Gruning) 與肯特 (T. Hunt) 兩人，再提出「情境理論」(Situation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補充此一說法，指出新聞媒體系統與消息來源互相交往時，雙方皆有自己的目標與策略，彼此更會不斷地修正執行目標、方案，來適應實際的情況需要 (雙贏？誰贏呀)；因此，媒體與消息來源的關係，是視情況而定的，換言之，即視媒體系統的特性、目標、環境狀況 (及運作) 而定。


媒介控制權與自主性

從媒介言說的理論來看，之所以有記者 / 訊源理論之衍展，實源自於自由多元論 (Democratic Puralism) 與馬克思主義 (Marxism) 兩大門派對媒介功能、定位、定義及沉思之不同觀點與角度。

例如美國傳播學者科倫 (J. Current) 指出，「自由多元論」是說：「社會是由互相競爭的複雜利益團體所組成，故沒有任何團體可以長久處於主導地位。媒介組織享有相當的自主性，不受政府、政黨及壓力團體干預。大眾傳播媒介被期許為反映真實的場所，不得有任何扭曲。媒介的控制權，掌握在具有自主能力的管理精英者手中，媒介專業人員，亦應享有相當的自主性 (是說媒介相對自主，即所謂的市場模式) 。」

而另一位傳播學者康紐爾 (I. Connell) 則解釋這環扣的「馬克思主義」時說：「資本主義社會是階級主控社會，媒介是意識形態領域中的一環，不同的階級觀點，在媒介互爭長短，但最後的控制權，仍無可避免地，逐漸集中在壟斷性的資本家手中。媒介內容，是由社會裡統治者政治及經濟團體所塑造和操縱的，以期將現狀合理化。所以，媒介是擴音器，其所反應的是一種「假意識」，被利用為強化統治階級的想法。媒介其實是一面扭曲事實的鏡子，透過這面鏡子所反映的事實是不正確的 (即所謂之鏡子理論，mirror metaphor)，而媒介專業工作者，卻自以為享有自主權，殊不知主流文化及意識形態，卻早已悄悄地在它們當中同化（即是所謂媒介決定論，又稱操縱模式）。」


競爭性共生模式

滿肚子計算的消息來源，想盡辦法攀上媒介 ，誠如哈伯馬斯 （J. Habermas）的公共空間概念所強調----媒體是各種社會組織、機構、意識形態的角力場所，也如賀爾（E. T. Hall）所強調，媒體是各方利益競爭的所在；而在工作重擔下生活的記者們，則使出九牛二虎之力，盡顯神通去掰開消息來源的口，正如侯亭（J. L. Hulteng）所云的通通患上嚴重的狼群併發症（wolf gang syndrome） ----記者像老虎，不餵飽他就會咬人，食人魚併發症（piranha syndrome）----記者一嗅到血腥 (新聞)，訊源就不得安寧，以及官方消息 (放話) 併發症----不管真消息假消息，出得你口就是好消息，也就是盲目奉威權為圭臬，不知查證為何物。加上狗仔隊之令訊源風聲鶴唳，提心吊膽，消息來源與記者關係，由是烽煙四起！

渥夫斯菲德 (Gadi Wolfsfeld) 終而把兩造這種隱約可說 / 不可說之關係，發展成「競爭性共生」 (Competitive symbiosis) 模式的說法，認為新聞工作者與消費來源之間關係，是一種彼此利用、互相依賴的過程，而在這一「交往」的過程中，記者與消息來源雙方，都擁有某種「社會權力」，當中新聞媒體已衍變成不同消息來源之間，以及消息來源與新聞工作者之間的角力場所。他進一步指出，引起兩造角力的因素，在於某方能滿足對方需求的「量度」 (strength)，以及某方受制於對方的「困境度」(vulnerability) 這兩項因素。他認為消息來源與新聞工作者兩者之間，都會不斷地對量度與困境度作出詮釋----一方面是消息來源不斷地使用各種把戲，希望影響新聞工作者本身「框架」，使之有利於自己或所屬組織框架；另一方面，新聞工作者，卻想捉到消息來源的「痛腳」，這也是記者工作的難處----他得從每日各種新聞事件中，不停地作出分類、選擇、解釋和分析，而最後，卻又不得不依賴消息來源，以得到資訊的確認，然而，不管怎樣拗扭，兩個不同框架互相影響、彼此競爭的最終結果，就是公共傳播的面貌。

所以，舉凡談及記者或媒介的表現或爭拗時，實應進一步平心靜氣地深思記者及媒介與消息來源的互動關係，而這種互動關係，從實際運作層面，是一個雙軌對向的思考值----從記者的角度來想，他選擇哪些人作為消息來源 (訊源)，要他們的哪類、哪些消息 (資訊)，如何同消息來源建立互動關係，而仍能保持一己自主性 (甚而自尊)，卻是他們揮之不去的夢魘（想訊源提拔，作為自己晉身的踏腳石是另一回事；而從消息來源的角度來思考，則記者為何選擇他們為特定消息人士作為訊源？選擇、引用他們那些消息？「玩」那些消息策略較為有效？對那些記者（媒體）有效？則已直情牽涉及他們的「公關藝術」（議題建構能力） 了。消息來源與記者關係，複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