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應國際傳播新趨勢的香港傳媒教育

當今國際上，有三大傳播趨勢受到傳播學者及社會人士的普遍關注，它們包括：傳播科技數碼化(digitalization)、傳媒訊息商品化 (commodification) 及傳媒環球化 (globalization)。香港傳媒教育 (media education) 近年發展迅速，而B積極回應以上幾個新趨勢。

香港的傳媒教育由社會不同的組織自行發起，這些組織包括了大學、中學、小學、青年機構、宗教團體、社會志願組織、傳媒機構、政府教育部門等，它們互相聯繫，分享資訊、教材、資源及人手，形成了非正式的傳媒教育網絡。這個網絡令香港傳媒教育在有限的財力、物力及人力之下，也能緊貼國際潮流，提升香港年青人的傳媒素養 (media literacy)。


傳播科技數碼化與傳媒教育

自九十年代以來，傳播科技數碼化迅速改變了人類社會的傳播面貌，數碼化的新媒體正在發展成為傳播學大師麥克魯漢 (Marshall McLuhan) 所說的新世代「主導媒體」 (dominant medium)。

踏進廿一世紀，香港跟隨這個國際傳播潮流，也邁進了數碼時代。香港的寬頻網絡十分普及，上網率達66%，ＩＣＱ使用量也是全亞洲第一。突破青少年研究組一項調查指出，90%介乎十歲與廿九歲之間的兒童及年青人每日平均上網三小時以上。另一項小學生媒介使用調查顯示，愈來愈多小學生上網及玩網上遊戲，其受歡迎程度僅次於看電視。預計在未來幾年，數碼化的新媒體有可能取代電視，成為香港兒童及青年人最常用的媒體。

當香港的年青人邁進數碼時代的時候，社會開始關心他們使用新媒體的情況。香港的調查發現大約有15%的青少年有「沉迷上網」的傾向，而以沉溺網上遊戲至為嚴重。很多國際研究指出，電腦遊戲及網上遊戲均含有大量暴力元素，潛移默化地影響青少年的思想行為。在香港，近期發生不少校園暴力事件，有社會工作者提出，這可能與年青人受暴力網絡遊戲薰陶有關，因為如果青少年經常玩這類遊戲，生活面便變得狹隘，容易把媒體中的暴力世界視為理所當然，錯誤地以為暴力是解決人際衝突的有效途徑，所以家長及老師有需要監管及輔導年青人玩網上遊戲。

香港的傳媒教育工作者和學者了解新一代是在一個嶄新的傳媒環境中成長，所以當傳播科技數碼化後，傳媒教育也應將課程的範圍擴闊至新媒體及網絡世界。筆者在九十年代中就開始倡議，培養年青人的「傳媒資訊素養」(infomedia literacy)，讓他們懂得善用數碼新媒體，對網上資訊有批判能力。在一九九九年有九間香港中學合作，發展一套三冊名為《跨進新紀元》的本土傳媒教育課程，課程中一個重要的單元就是「互聯網及偶像網頁」。這個單元課程的目標是向學生介紹「互聯網素養」。

在二零零一和二零零二年，突破機構舉辦了一個為期兩年的「傳媒與資訊意識教育計劃」。這個計劃除了訓練年青人的傳統傳媒素養之外，主要是培育他們的「資訊素養」 (information literacy)。突破機構認為在數碼年代，資訊泛濫，青少年面對四方八面湧來的資訊，根本不知道如何取捨，尤其是對於互聯網上的資料，更不懂得判斷及解讀，故此有需要給他們提供訓練。突破機構發展了一套傳媒與資訊意識教育課程，並與十六間中學就這套課程建立了夥伴關係，在這些中學的課堂裡使用這套教材，提高學生的資訊選取及批判能力。學生們學習如何使用腦震盪圖 (mind map) 去設定資料搜集的範圍，再用START (Scope, Treatment, Authority, Relevance, Timeliness) 資料評估方法去評定搜集回來的資訊，並用Think on Your Feet 方法來綜合及整理資料。

明光社特別關心青少年沉迷上網的問題。它跟一百二十一間學校一起合作，舉辦了二百八十個傳媒工作坊，其中很多與網絡陷阱及電腦遊戲有關。明光社的傳媒教育幹事為家長提供輔導，讓他們在家裡指導自己的子女做精明的互聯網使用者及自律地玩網上遊戲。香港的傳媒教育工作者均認為，在數碼時代年青人需要學習使用新媒體的正確知識，並培養良好的上網習慣。


傳媒訊息商品化

早在二十世紀初，阿多諾 (Adorno) 和其他法蘭克福學派的學者已注意到文化產品包括傳媒產品的商品化現象，阿多諾的名著︽文化工業︾至今仍是很多傳媒教育工作者喜歡引用的一本書。一個世紀過去，傳媒商品化的趨勢不減反增。社會哲學家哈巴馬斯 (Habermas) 慨嘆傳媒商業化蠶食公共空間，社會教育學家保狄奧(Bourdieu) 又指責商業化的電視，正在令人類文明日益淪落。

香港的傳媒自然逃不過商品化的命運，尤其是九七回歸之後，香港傳媒受到「市場導向新聞學」的影響，編輯方針與市場規律結合，牟利成為傳媒機構的首要目標。傳媒產品變成商品，渲染失實的報導、色情犯罪的煽情新聞和娛樂瑣碎化的資訊不斷泛濫，令香港的傳媒環境受到嚴重污染。另一方面，無論是印刷傳媒、電視還是新聞網站，資訊和廣告之間的界線愈來愈模糊。

面對傳媒進一步商品化的挑戰，香港的傳媒教育工作者採取多個方式的回應。一些強調傳媒社會責任感的團體，為了抗衡因傳媒商品化帶來的不良社會資訊，經常舉辦傳媒教育工作坊，指導學生及年青人如何批判地審視不健康的傳媒節目。另外有一些傳媒教育工作者重視創意表達、言論自由和媒體製作，他們反對過份嚴厲地管制及批評傳媒，強調文化解放及賦權，他們也經常就傳媒的議題演講和舉辦研討會。

香港傳媒教育協會則提出「社會參與模式」的傳媒教育取向，強調培養年青人的公民意識，鼓勵年青學生認識、分析、善用及影響傳媒，特別強調提高年青人表達意見及監察傳媒的能力，提出假如一個社會不好好培養市民成為具有批判能力及自主能力的傳媒消費者，就難以推動傳媒改革及改善污染了的傳媒環境。在二零零三和二零零四學年，香港傳媒教育協會連同香港教育城合辨了「傳媒評論年」計劃，活動包括舉辦新聞、電視、電影、流行曲等多個傳媒評論工作坊，又舉行傳媒評論徵文比賽，鼓勵學生主動解讀及評論傳媒。這G所指的評論，包含了「批評」及「欣賞」兩方面，提倡對不好的傳媒要加以譴責，對好的傳媒則要欣賞及享受它們帶來的樂趣。


傳媒環球化與文化身份認同

當香港回歸中國之後，香港的年青人面對身份認同的困惑，他們原本脆弱的香港人身份，被中國人身份衝擊之後顯得搖搖欲墜。雖然本地的年青人雜誌和漫畫在很多方面仍然打造香港意識，但新聞媒體、電視和電影等近年都在推廣大中華概念。另一方面，新的互聯網科技打破地域界限，吸納環球讀者。香港年青人是新媒體的積極用家，網上的環球媒體正在將他們塑造成為環球消費者及世界公民，令香港的身份認同問題更趨複雜。

九七年之後，香港傳媒努力地扮演融合香港和中國的角色。香港新聞機構的採訪範圍，早已擴闊至中國各大城市，最近它們更在內地設立特派記者辦事處，進一步廣泛報導中國情況，而且不斷擴充中國新聞版。本地電視台也大量轉播中央電視台的新聞及文化節目，讓香港人增加對祖國的認識。近年在電視上看到的中國電視劇，也愈來愈多。

隨著新媒體的進一步普及，香港的年青人透過互聯網，可以免費瀏覽國際報章，他們通過有線電視及衛星電視又可以很方便地觀看大量外國節目，比以往更容易受到外國文化的薰陶，以及更容易接受外國價值觀的影響。環球媒體 (global media)在鼓吹環球生活方式及環球消費等領域，影響力的確愈來愈大。

究竟環球媒體及大中華傳媒怎樣影響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它們在哪方面作出貢獻？又在哪方面製造問題？香港的傳媒教育工作者對處理這些議題，基本上仍缺乏經驗。近期在政制改革的爭議中，親中集團就拋出愛國論，認為在進行政改之前，香港人要先認清楚自己的中國人身份，要培養愛國情操。這些言論經過新聞媒體的炒作，成了城中熱門話題。但老師在輔導年青人面對身份認同的時候，大多感到力不從心，覺得需要與其他傳媒教育工作者進一步切磋。

香港傳媒教育網絡上的一個樞紐 -- 突破機構 -- 就曾經為中、小學老師舉辦了新聞媒體與社會民族意識工作坊，指導老師如何將身份認同討論帶回學校的傳媒教育課堂G。其實文化身份認同問題涉及的主要是投入感，無論一個人把自己視為香港人、中國人或世界公民，最重要還是他要願意為香港社會、中國社會或國際社會作出貢獻。故此，香港的傳媒教育工作者打算和公民教育老師、新聞工作者和學者合作，發展有關的教材，培養公民責任。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下，香港的傳媒不會再局限於塑造本土意識，怎樣去協助香港人建立一個綜合香港人、中國人和世界公民的身份，是傳媒教育工作者繼續努力的一個方向。


亞洲的傳媒教育

亞洲其他地區近年的傳媒教育發展也神速，台灣傳媒教育倡議者發表了「台灣媒體素養白皮書」，教育部同意將傳媒教育列為學校的正式課程；日本則以東京大學為試點，成立一個跨學科的傳媒素養計劃；中國大陸由於傳媒開始走庸俗化路線，對傳媒教育需求殷切，正在編製有關教材，計劃明年在中學設立傳媒教育選修科。過去幾年，香港的傳媒教育工作者與這些地區的夥伴不斷跨境進行交流活動，並研討怎樣迎接廿一世紀傳播科技的新挑戰，相信在四個地區的合作之下，傳媒教育將會很快開展另一個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