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傳媒——「不負責任主導者」VS「客觀反映者」

自從九七年香港主權回歸中國後，香港在政府結構、經濟表現、民生事務及文化心態諸方面均有很大變化，當中新聞傳媒在事件的報導和評論上，都扮演積極角色。


「唱衰香港」論有否基礎？

過去五年香港特區政府表現不佳，一些主要官員民望甚低，批評聲音不絕於耳，並常見諸於傳媒的版面上，而親民主派和立場較獨立報章的批評言論尤其猛烈。

於是社會上開始有一種論調，認為新聞傳媒對政府的批評過了頭，沒有體諒政府的難處，而且影響特區政府的威信，也不利於香港的社會穩定，在國際上更產生「唱衰香港」的效果。這種觀點認為傳媒沒有負起應有的社會責任，而且傳媒的權力過大，不受制約，甚至有「傳媒治港」的味道。簡言之，可稱這種說法是「不負責任傳媒主導論」。

但也有人認為傳媒批評政府十分正常，是傳媒應有的天職。只有當權者、被批評者及其同路人才不喜歡被傳媒及輿論批評。傳媒應就事論事，不要刻意隱瞞真相，也不要有「家醜不外揚」的想法。新聞界只能對既有事實作出報導和評論，不可能無中生有，它的角色主要是傳訊者和言論舞台提供者，因此談不上甚麼「傳媒治港」。我們可以稱這種說法為「客觀傳媒反映論」。

究竟這兩種說法的認受性如何？有沒有社會基礎？市民如何看傳媒的角色？新聞工作者的看法又是怎樣？是在甚麼社會背景下產生「不負責任傳媒主導論」的說法？本文旨在透過一些調查數據來探討上列問題。

在二零零一年秋季，我們分別向市民和新聞工作者就傳媒的角色、表現和社會情況等議題進行問卷調查。新聞工作者的調查以不記名自填問卷方式，用系統隨機方法按比例抽樣，邀請各新聞傳媒的編輯部員工參加。最後成功\被訪人數為七百廿二，回應率是百份之六十二。市民調查的對象是十八歲以上的居民，以面訪方式進行，由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執行。樣本是由多層抽樣法產生，首先從永久居住地址隨機抽取樣本，繼而由訪問員抽選地址中的住戶及合資格的受訪者。最後成功\訪問的數目是八百廿四，回應率是百份之五十一。


批評政府是傳媒天職

表一顯示市民及新聞工作者對香港傳媒與政府和社會的一些看法。雖然有過半的受訪市民認為傳媒的言論有分化社會效果，但他們卻不認為新聞界為了顧全大局而要放棄一些自由，也不同意為了保持香港社會穩定，新聞界就不應該常常批評政府。大多數的市民主張傳媒應該善用已有的新聞自由，堅持批評的責任。

如果評論者能夠從被批評者的角度看問題，批評的力度往往也會減少。當被問及傳媒在批評特區政府的時候是否應該體諒政府的困難時，有過半數的市民認為應該。當批評牽涉中央政府時，相關的比例雖然有所減少，但是仍佔近半數，顯示出市民也不是認為傳媒要不顧一切地批評，而是要有所「體諒」。換言之，市民一旦知道政府的具體困難，他們也會寬容些。

中國傳統文化對管治者較為敬畏，而且有「家醜不外揚」的說法。究竟市民是否認為傳媒對政府的批評，打擊了政府的威信？市民的看法很分歧，正反意見的比例相若，但不同意者頗多一點。外國很多時候都是靠傳媒來了解香港，我們問市民是否認同傳媒批評政府等於在國際間「唱衰」香港的說法。同意這種想法的只有兩成多，持相反看法的則超過六成。由此可見，不管是為了內部的原因或是為了國際聲譽，大部份市民都不主張傳媒在批評政府時要有所收斂。

對比新聞工作者與市民的反應，我們發現前者在上述所有的問題上，都比後者更注重傳媒批評政府的角色和自由。和市民的意見相反，新聞工作者並不認為傳媒的言論產生分化社會的效果。只有少於百份之十的新聞工作者認為傳媒應該顧全大局而減少批評。就算在應否體諒政府的困難方面，也只有一成多的新聞工作者表示同意。他們不同意批評政府等於打擊政府的威信，絕大部份更不認同「唱衰香港」的論點。在新聞的專業意理中，批評監督政府是新聞界的天職，是以新聞工作者比一般市民更看重新聞的監督功\能。


回歸後社會狀況差

社會的背景對市民的態度應有一定的影響。當社會安定繁榮，不管政府是否民選，政府的認受性也會高一些。相反，當社會遇到危機，而政府的表現卻是無能的話，其認受性自會降低。政府若是非民選的，這種情況會更嚴重，而市民也會更關注傳媒作為社會代議機制的功\能。

表二是市民和新聞工作者對香港社會的看法。雖然兩者具體的評估或有出入，但彼此異口同聲認為香港現時社會危機重重（約八成）、官民衝突會愈來愈多（七成以上）和回歸後社會整體狀況很差（約五成）。相反，只有一成多的市民認為特區政府領導有方。而新聞工作者認為特區政府領導有方的則更少，只有不足半成。由此可見，香港的市民大眾和新聞工作者，對社會現況和遠景的評估都相當灰暗，對政府領導缺乏信心。

以上的結果並不使人感到意外，因為香港在回歸後，社會經濟問題接踵而來。首先的打擊來自一九九七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引爆了香港的地產泡沫。由於經濟不景，市民消費意慾低下，通縮持續，失業率高漲。同一時期，香港政府卻野心勃勃，要對香港的教育、房屋、公務員制度、經濟結構等進行重大的改革。由於政府操之過急，加上當中又沒有充份諮詢大眾，在執行時遇到很多非議和阻力，社會反對政府的聲音不絕於耳。市民覺得政府開出的盡是「空頭支票」，於事無補。相比之下，像上海、廣州和深圳等城市卻快速上升，大有迎頭趕上之勢，市民更是看不到香港的前景。我們相信，上述政府的「無能」表現，會加強市民對傳媒發揮輿論批評甚至是「代議功\能」的倚重。

傳媒代議的說法是以香港不充份的民主制度為基礎的。如果香港已有充份的民主，又或政府對民意反應十分敏感，傳媒的代議功\能將不會受到太大的重視。從表二可見，對香港是否已有足夠民主，市民的反應較為混雜，同意和不同意者相若，各佔約三成半。但新聞工作者持否定意見的則超過五成，同意者只有一成多，可見新聞工作者有較強的民主訴求。至於特區政府是否樂於接納民意，約有四成的市民持否定態度，而持同樣意見的新聞工作者則更佔近六成。總體而言，香港市民對政制的民主程度和政府對民意重視的程度不太滿意。

立法會是市民的代議機構，應能有效反映民意。由於立法會成員不及一半是一人一票選出，其餘則出自功\能團體和選舉委員會選舉，其代表性一向受到社會的議論。當被問及立法會是否能夠有效反映民意時，同意這種說法的市民不到三成，反對的則有近四成。新聞工作者的評價傾向更明顯，贊成的不到一成，反對的卻高達五成多。當被問及香港傳媒是否能夠有效反映民意時，同意的市民和新聞工作者則分別約佔近五成和四成，比不同意者分別多出一倍或以上。


指摘傳媒不如勉勵政府

從以上調查結果得知，市民明顯地認同傳媒應該本著新聞自由
原則來批評政府，就算有分化社會的效果及打擊了政府威信也應如此做。他們不認同傳媒批評政府，就等於在國際間「唱衰」香港。但市民也認為傳媒在批評時，應該體諒政府面對的困難。新聞工作者的看法大致相同，而且他們的觀點意見更為鮮明。

因此我們可以作用總結：社會大眾認為新聞界的角色是「客觀傳媒反映論」，而非「不負責任傳媒主導論」。新聞界基本上是根據社會客觀情況作出報導反映，而不是任意地主導社會輿論。傳媒發揮代議的重要功\能，原因是香港民主政制並不成熟。「唱衰香港」和「傳媒治港」的說法，得不到市民大眾的支持；對於新聞工作者來說，這些言論更是違反基本的新聞理念。

產生「不負責任傳媒主導論」的社會背景和根源，是香港經濟不佳、政府管治不力和民主制度不強。與其倒果為因地指摘傳媒「唱衰香港」，不如呼籲政府改善經濟和施政，並加強民主政制建設。事成之後，政府民望高升，屆時傳媒就自然會稱頌政府的德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