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關心」與「事旦」之間︰新聞媒體在「六四」報導中的角色與責任

　　六月四日燭光集會當晚，上演了一幕示威中的示威。無綫電視記者在做現場報導時，背後有人向鏡頭舉牌，抗議「無綫新聞，事事旦旦」來嘲諷「大台」在「六四事件」廿周年上的報導篇幅及手法。事後，網民爭相討論這「事旦事件」，認為此舉大快人心，亦為本來已熾熱的爭論帶來新視點。「事旦事件」充份反映互聯網作為非主流／民辦媒體與主流媒體的角力，更能體驗著名媒體學者喬姆斯基Chomsky所提出的一種媒體「過濾」(filters)：訓斥 (flak)，即對媒體的負面評論及反霸權勢力。但在討論這點之前，筆者想先對各電子傳媒在今次處理「六四」廿周年課題上所作的相關報導進行初步分析，以便引證無綫相對上的處理手法，是否如所說的「事旦」，從而討論新聞媒體在處理此類大事件／爭議課題上的定位及責任問題。

廿周年報導的文本分析
　　香港人權監察在六月三日發表了一份對香港各大電子 及印刷傳媒有關「六四」專題節目的報告，羅列各台的相關節目數量，並在各節目標題側張貼有關片段／報導的連結。單看數量，香港電台無疑佔最多，不只是慣常的紀錄式及深入訪談節目如《鏗鏘集》及《議事論事》，午間短評式節目《左右紅藍綠》甚至諷刺時弊式節目《頭條新聞》都有評論「六四」的標題，節目也邀請不同政見的嘉賓評論對「六四」的看法，故此無論在節目的類型、節目內容及觀點均呈現港台持平的編輯守則。相對於商營免費電視台的（欠缺）報導，似乎突顯公共廣播機構的社會功能：在處理一些政治敏感的題材上可發揮其編輯獨立性、在商業及政治的可能壓力下的相對自由。

　　反觀商營電視台中，亞視亦分上、下集式的探討「六四」廿周年的意義，上集訪問了一些內地不同的學者，有的秘密徹查「六四」真相，但有的強調需要更多證據。特輯似乎意味着在混亂的訊息下，需要對「六四」作出客觀的評價，還是在客觀的大前提下，避談核心的「屠城」問題？而下集不斷強調港人的愛國情懷。人權監察的小評質疑亞視是否曲線支持「河蟹」，亞視這個定調（強調港人的愛國心）是否嘗試撫平北京對港人在悼念「六四」活動上所產生的不滿？又或是堅持一種港人的「愛之深、責之切」的愛國論？亞視是否盡一盡作為中港和事姥的中介作用？

　　至於無綫，「六四」期間直接討論「六四」議題的，只有半小時的《星期日檔案》節目。《星期日檔案》既是較《新聞透視》等新聞節目軟性，連回顧八九年民運以來的紀錄片或時事評論式節目都欠缺。《我們的8964》為題的節目內容，訪談了幾位青年的不同立場。節目最後亦採訪一對每年都携子女參加「六四」集會的家長。節目內容的基調似乎是達至廿周年「薪火相傳」的訊息。但無綫在怎樣喚醒觀眾對「六四」的理解，甚至最近有關「六四」所引發的爭議，都欠缺充份、全面的交待，顯得對這件大是大非的評論欠缺公平及合乎比例 (proportionate) 的討論，而節目只呈現港人的不同角度，更是迴避討論「六四」責任等爭議性議題的良方，實行「不報導不錯」的「自我審查」做法。

「六四」當天的報導
　　各電子傳媒（及報章）的指定動作均在獨光集會前作現場報導。尤其今年大眾的焦點都在參加人數會否打破往年的紀錄。在這些規格化的手法中，無綫卻「突圍而出」，在《六點半新聞》的編排上不以「六四」燭光集會作頭條，反而以天水圍學校學生濫藥的事件及立法會通過加快興建港島西支綫作頭、二條。「六四」集會及當日相關新聞就放在第三。雖然濫藥可能是令家長學界震驚的事件，又或者把「六 四」集會遲放是基於技術性考慮，但這種安排顯然不為觀眾接納。節目出街後即收到觀眾投訴，專欄作者更譴責大台「不要臉」，甚至那位「示威者」在鏡頭前舉牌，以至無綫狼狽地腰斬直播、胡亂加插其他新聞片段，足以反映觀眾並非沉默忍受的順民，亦不值於無綫這種試圖淡化「六四」廿週年的做法。

新聞嗅覺失調──是自我審查還是大台霸權？
　　其實，有關香港新聞出現的自我約束以至自我審查都早有討論。香港記者協會在二零零七年出版的調查報告，詳盡分析了香港好些商營媒體曾都對國內及香港事件出現「報喜不報憂」的情況。報告亦指新聞機構往往因集團由中資機構或與國內接觸頻繁，甚至大股東均為國內政協成員，故此報導負面新聞時都淡化處理。而馬傑偉兄在《明報》的撰文中都提到中央過濾「六四」內容為眾所周知的事。但諷刺的是，一方面流亡國外的「六四」異見人士均讚揚香港人堅持及維護一直享有的自由時，我們不能不依賴媒體有份道德勇氣去撐著這空間。以今次「六四」廿週年的處理上看，商業媒體是為了全港觀眾的口味而作這安排，還是對無形的政治壓力作出的妥協？如後者，我們要問的不只是一個操守問題，更是這種「自我審查」是否越演越烈，令民眾的知情權／資訊權，蕩然犧牲了？(其實自我「約束」的似乎不只商營媒體，人權監察報告亦質疑廣播處長是否曾要求親自監督有關「六四」特輯的剪片程序) 大台的做法，是否一種由慣性的收視而來的霸權，或是因「自我約束」而失去了新聞嗅覺{news nose}？

　　面對這種大事件，新聞媒體可以做的，應該是做好新聞操守中的客觀、持平。在處理敏感課題時，更應盡量將不同觀點、事實呈現出來，好讓觀眾自己作理性思考及判斷。近期不少有關「六四」當年的書籍陸續出台，除了最矚目的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錄音訪問，更有不少香港記者回顧當年在場的親身經驗，為我們對事件的回應或檢討提供更多資料。有些記者選擇將事實平鋪直敍的紀錄下來，就是讓讀者作客觀的分析，他們忍受將傷口重新揭開的痛苦也要把當年所見所聞一一呈現，目的就是將起碼是事實的一部份盡量的曝光，讓公眾見證這場民運。這樣做並非要糾纏在死傷了多少、究竟是否屠城等細節，而是要我們正視所發生的，好能提起頭來，驕傲地擔起中國人的身份。而在香港這片相對自由的中國國境，我們更應珍惜並把握這自由，盡力把資訊呈現，以提倡更全面的討論，實踐「真理越辯越明」的民主精神。

網絡之民主社會：主流媒體的尅星？
　　今年「六四事件」更加彰顯了網絡討論區對主流媒體的反抗及角力。馬傑偉兄在其文章中都詳細討論了新媒體力量，作為民主社會的主要力量，但亦質疑這平台是否可以對主流媒體構成足夠壓力？喬姆斯基在討論美國新聞媒體在六十年代後期所面對的制衡時提出了訓斥「flak」的理論，即除了政治，擁有媒體股份的集團或廣告商外，政黨、社會壓力團體對傳媒的負面回應和批評也可以制衡傳媒，無綫「大台」今次的做法明顯地宣示有廣告商及集團老闆的資金甚至中央的默許，或在國內採訪時對無綫的禮遇，足以蔑視對其負面的評論。這種氣燄也促成該台在政府大叫「保就業」下公然裁員不下一次，向同行負起示範作用。

　　要提升訓斥「flak」的制衡作用，那怕不只網民，觀眾作為公民社會的一份子也要團結起來發揮「第五權」的監察功能，齊來向「大台」舉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