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若將視線過份集中在中大學生身上,未免眼光短淺,因為這宗並非一件孤立的不幸事件,它的出現反映了現今年青人的一些普遍心態及行為,顯示我們傳媒文化環境受到了嚴重的污染。筆者把這次事件看作是一宗文化污染症候群的病發個案,認為它為我們的社會響起了警號。
但可惜大家在譴責過後,一切歸於沉寂,似乎沒有想過可以做點甚麼。就像明明知道自己的生活環境受到污染,但又覺得事不關己,袖手旁觀。
這篇文章嘗試透過傳播學者喬治.葛伯納 (George Gerbner)的「涵化分析」 (Cultivation Analysis)理論,探討香港文化環境污染帶來的問題,並討論葛伯納在北美及多個地區推動的「文化環境運動」 (Cultural Environment Movement),對香港究竟有甚麼啟示。
冷酷世界症候群
美國總統尼克遜在任內曾授意發展一個可以反映美國生活質素的指標。傳播學者葛伯納和另一位教授在一九七二年得到國家科學基金會的支持,開始進行「文化指標」(Cultural Indicator) 的研究。當時很多研究文獻指出,大眾傳播媒介是現代文化最重要的代表及塑造者,現代人根本很難脫離傳媒界定的社會規範而生活。葛伯納於是選擇了傳媒作為他的研究重心,他的文化指標研究共分為三個部份:傳媒體系製作過程分析 (Institutional Process Analysis)、傳媒訊息系統分析 (Message System Analysis)及涵化分析 (Cultivation Analysis)。前者是研究傳媒的擁有權、傳媒與其他社會制度的關係、影響傳媒製作的因素、傳媒訊息的內容及意識形態等,而涵化分析則主要探究傳媒生產出來的訊息,究竟怎樣在社會上培養價值觀及發揮影響力?針對傳媒的影響力究竟應該制定甚麼公共政策?葛伯納認為要了解社會文化的形成及變遷是需要長時期的觀察。
葛伯納的文化指標研究在傳播界享負盛名,而以涵化分析的結果最為世人熟悉。他的涵化分析主要以電視暴力為研究對象,根據研究結果他提出了「冷酷世界症候群」(Mean World Syndrome)的概念。他發現長時間觀看暴力電視節目的人,會變得沒有安全感,最重要的是對暴力及暴力的受害人漸漸失去敏感和同情心,即俗語所說的麻木不仁。而且看慣了暴力,所以要看更激烈的暴力才覺得刺激。於是在長期的電視暴力浸淫之下,這些人就變得自私、冷酷、缺乏同情心及愛心、難於與人愉快共處,此等都是冷酷世界症候群的病徵。
葛伯納過去多年的文化指標研究顯示,傳媒在塑造社會文化方面,擔當吃重角色。針對中大迎新營這次事件,筆者認為葛伯納的研究結果中,有一點特別值得注意,就是一些重覆的負面傳媒資訊會令人變得麻木 (Desensitization)。而不少其他學者,也有研究傳媒的「麻醉」作用。葛伯納並非道德主義者,他只是實事求是地去進行研究,而他的文化指標研究數據告訴他,傳播工業為跨國大財團把持,唯利是圖,並沒有做好它們的文化塑造工作。
污染的香港傳媒環境
涵化分析讓大家了解到傳媒環境的重要,傳媒長期潛移默化的功能可以改變人性、影響價值觀及建構文化。但正如加拿大傳播學者麥魯恆 (McLuhan) 指出,人活在傳媒環境中,並不留意它的存在;正如魚活在水中,並不意識到水的存在一樣,但傳媒環境對人的重要就等於水對魚的重要。如果污染的水會令魚死亡,那麼污染了的傳媒環境對社會的成員會構成甚麼影響?
在香港,近年來已愈來愈多人察覺到我們的傳媒環境不對勁。就以今次中大迎新營事件來說,也有傳媒評論員關注到傳媒不良之風對中大學生的影響。事實上,只要我們仔細留意一下香港年青人所處的傳媒環境,就不會對中大迎新營事件感到有絲毫的驚訝。先看雄霸香港百份之七十五市場的幾份最銷量報章,煽色腥的新聞經常佔據它們的重要版位,它們源源不斷地供應嫖妓資訊及色情副刊文章。但其實除了這幾份報章之外,在報章風格齊一化的現象下,粗鄙不雅的資訊在其他報章的各個版面也常常出現,而各報娛樂新聞多是以男女關係為主題。
不過對青年工作者來說,雜誌才是重災區。突破機構文化樓的青年工作者就指出,近年正當報章備受社會抨擊而對嫖妓色情資訊的提供略作收斂之際,青少年雜誌卻靜靜地變本加厲,添加了更多色情暴力的元素。
很明顯,香港的年青人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一直都是受到傳媒塑造的粗鄙不雅文化洗禮。如果我們用葛伯納的涵化理論觀點來看,我們的年青人早巳被不良資訊「脫敏」(Desensitized),對暴力及色情感覺遲鈍。他們習慣了看、聽甚至講淫褻粗話,粗話已成為日常用語,無傷大雅,而淫褻這個概念也在他們的腦海中變得模糊。
中大迎新營事件中的學生不文言行,是典型的語言暴力行為,他們不尊重女性、不體諒別人的感受,他們的「互片」反映了喜歡格鬥及自私的潛意識。整個事件活生生地呈現了葛伯納所形容的「冷酷世界症候群」。
文化環境運動
在上一個世代,教會、學校及家庭是培育年青人的主要社會機制,但自七十年代以後,它們的培育角色已漸漸被大眾傳媒所取代。在歷史上,這是人類社教化及管教方面的一項重大變遷。
由於很多主要的傳播機構均為跨國公司或大集團壟斷,葛伯納認為傳媒鼓動我們做消費者多於當公民,而現時主流傳媒打造的傳媒環境並不理想,他覺得有有必要為我們及我們的下一代建設一個自由、公平、多元化及健康的文化環境,他倡議要合力把塑造文化環境的權力奪回來。
葛伯納雖然年事已高,但他決定將他的研究計劃演化為社會運動,在一九九六年他推動「文化環境運動」,這個不牟利的大聯盟得到美國各州及五十七個國家的獨立組織及個人支持。這個運動的主要目標包括:(一)致力令傳播媒介更自由開放及更多元化;(二)反對現時的傳媒壟斷;(三)支持新聞及傳媒工作者在他們的工作間進行抗爭,擺脫不合理及不公義的制約;(四)推廣傳媒教育,培育具批判能力的傳媒消費者及有責任心的公民;(五) 設法將文化政策提上政治議程。
雖然葛伯納及他的夥伴知道他們的努力有如「一滴水投進海洋」,但他們決心逆流而上。葛伯納樂觀地表示,現時烏煙瘴氣的傳媒主流其實也是人為產物,或許經過十年、二十年或幾十年的努力之後會有轉機,他自稱現時正為下一股潮汐打下基礎。
中大迎新營事件很清楚地知會大家,香港的文化環境己經污染到令人搖頭嘆息的地步,香港市民還在等甚麼?我們是不是需要認真地考慮仿隨葛伯納,在香港開展文化環境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