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普及與民粹之間，那裏是「公共」？

　　新聞事業的發展，一直游走於商業化、煽情與嚴肅操守的堅持。近年香港的新聞發展亦越來越「普及化」─ 娛樂新聞化、新聞娛樂化，令「公共」與「私人」變得模糊。尤其當事件牽涉偶像時，新聞報導便義無反顧的大肆渲染，將現今新聞報導的取向盡露。「普及新聞學」(Popular Journalism) 為迎合最多讀者的興趣及想像，越發趨向民粹式報導。最近掀起滿城爭論的「科大李周談」，正是暴露公共普及／民粹報導的「時刻」(moment)：當民粹報導遇上普及文化，後者遂成了多元新聞事業的照妖鏡。

　　本文將從主流媒體在這「盛事」的事前周張、講座內容的單一化論述，以及事後引發的專欄／互聯網討論的互動分析之。

娛樂化報導及突顯二元對立
　　早在十月一日，各大報章均事先張揚了有關香港科技大學舉辦的「知識無限」講座，頭炮邀得周秀娜與學者對話的新聞。主流媒體的焦點，大多在周秀娜怎樣「殺入」科大，但有關講座的其他議題就忽略。娛樂化的報導手法，集中在周秀娜作為「靚模」，以賣弄身材「起家」，比「專業」模特兒低的身份，怎樣可以登上大學學府的「大雅之堂」。而科大邀請周秀娜也「因周之名」而被評論為借她博宣傳。

　　筆者在此的焦點並非判斷科大的背後動機，是否真正藉學者與靚模的對話，想以所謂「精英」與「通俗」作一次撞擊來讓大眾消費。但在一片質疑講座的目的中，也有一些報章作者提出，要求講座真正能激發學生對普及文化的思考。

　　十月六日舉行的講座，成為翌日報章的焦點。《新報》及《蘋果日報》更將報導放在港聞版，前者更以要聞頭條報導之。但除了《新報》以較全面報導李博士在講座中的講議內容，幾乎全部報導都集中於周的表現，周怎樣「出洋相」、面對教授的問題都「面露難色」，表示議題「好深」，不懂回答。《蘋果》更以其網上短片聚焦在周「O嘴」的表情。《太陽》及《星島日報》則以學生的回應，強化周秀娜予人「靚模無腦」的刻板形象。而更多報導就把新聞放在娛樂版上，使其可以肆意地用煽情字眼，展現周怎樣在科大「獻醜」，但另一方面，亦批評李的問題「無厘頭」，以至整個對話「毫無內容」。

　　除了翌日的報導外，講座更引發一連串的周刊報導及爭論。報章對周一面倒的嘲諷，引來不少專欄作者紛紛為周「討回公道」，不單指李搬弄學術名詞，其用心更在於刻意突顯周的「無腦」，使其出醜。即使李「無心插柳」，但結果非但無助「精英」與「通俗」之間的磨合，反之更強化兩者間的鴻溝。有學者更將矛頭指向李的「滿口術語」，充份暴露本地文化研究的問題：硬套西方學說，違反文化研究的箇中精神，就是要「激進的本地化」。主流傳統媒體亦與互聯網討論產生互動，但後者亦仍然延續撐周／貶李或撐李／貶周的二元對立下。撐周的指周的對答得體， 撐李的群組就針對一些印刷／電子媒體中批評李的言論，形成跨傳統／互聯網媒體的兩大陣營對壘。

媒體評論作為文化中介的民粹性
　　筆者深感此事件本身作為顯示香港媒體文化現象，有需要及值得「疏理」的地方。首先，事件牽涉普及文化怎樣在日漸興旺的民粹心態所混雜的不同論述。「民粹」原本就是基層面對精英的一種對立論述。近年經濟下滑令民怨上升；政府不單在紓解民困上束手無策，更被揭發連番施政失誤，更助民粹文化，在近期輿論／媒體對特首在「慳電膽事件」上是否利益輸送，可見一斑。而民眾對位高權重的謾駡聲中也包含對知識精英的不屑。在這氛圍下，民粹心態在今次李周對談得以充份發揮，以至更進一步把精英／通俗的二元標籤強化。

　　自從今年七月「靚模闖入」書展，激發報刊輿論的激烈爭論，打開這二元討論的序幕後，亦引發互聯網上的熱烈討論。民眾樂於參與這場討論，亦因為除了精英／通俗的論述，更牽涉性別權力，女性形象，加上近年越漸升溫的道德焦慮。這些龐大騙人的撞擊，造成民粹心態在這議題上充份發揮。撞擊的幅度，亦在於民粹心態與普及文化在事件中沖在一起。費斯克 (John Fiske) 對「普及」一詞的詮釋，並非只有「普羅大眾」的意涵，而是作為弱小可以向強勢進行反抗。觀乎此，普及文化作為一文化詞彙，經已潛藏民粹的反權威能量 (女性Vs男性，民眾Vs當權者，通俗Vs精英)，亦蘊含妥協／交涉的空間。這也是文化研究對普及文化的關注原因，怎麼從通俗文化作為日常生活需要的元素中找尋民心取向，以抗衡文化工業／傳統規模的能量。「普及」(Popular) 與民粹 (Populist) 既有這微妙的關係，當其撞擊所可以產生的反響，亦正是主流媒體看準這次事件而將其盛事化的原因。

　　正因如此，媒體作為推動普及文化的工具，當盡情披露這普及文化盛事時，不其然也暴露了本身的缺點。依格力斯蕾德 (Jostein Gripsrud) 分析，「普及新聞學」(Popular Journalism) 經已成為一種能帶動民生公共領域的新聞文化，當中涉及小報式的新聞選取及報導手法 (煽情、誇張、渲染失實)。其成功的原因，乃議題觸及廣泛興趣及認知層面，使其可毫無保留地熱烈參與其中。而互聯網／Facebook 等平台的興起，更將普及新聞學所可能鼓勵的參與式民主性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大大提升。儼如哈馬斯 (Habermas) 所預先一種「理想語境」(Ideal Speech Situation) 造就社會輿論勢力一般。但諷刺的普及新聞學可以提升的參與式討論，可能只規範於娛樂／普及文化範疇上，而非哈馬斯所期望的政府管治語境中。因此有關娛樂／文化討論既無傷大雅，民眾便可熱烈地討論一番。香港人喜歡議論娛樂新聞，亦被觀視為其殖民背景所造成的政治泛冷感的徵象，於解殖後也不能改變過來。

　　在「李周談」事件中，主流媒體的做法，除了對社會不同群組作出偷窺式凝視 (Voyeuristic Gaze)、暴露其「差異」(Deviance) 外，但其「正常」的主體又是甚麼？這種報導可引發甚麼討論？Bourdieu早年提出有關文化品味以突顯高尚及基層口味的階級性，但近年亦批判日漸冒起的普及新聞在委身於商業考慮，以利潤至上的新聞生產制度下，已漸次失去其自主性。新聞媒體的視野就正如霍爾所述，應為民眾提供照明 (interpellation)，照亮民眾需要關心的和感興趣的，或民眾該討論甚麼、怎樣討論。可惜，這講座涉及的是在不同龐大論述 (包括教育／娛樂／性別等二元論述) 集於一身的普及文化體系，造成的光譜之強勁，使討論簡單化／單一化，更吸引好些專欄作者湊熱鬧。但他們的言論，大多重複／強化光譜中的二元討論，使這些原本可扮演文化中介者、提供多元觀點、促進公共領域中健康討論的人，也被光譜遮掩了視線，例如李在講座中大部份討論，都無人拿出來仔細討論。但真正能夠讓多元角度呈現的主流新聞媒體在今次事件中，對靚模、學者、學院以至出席的學生進行謾駡，突顯並強化二元對立。

　　沒有穿衣的國王究竟是學者／靚模還是媒體本身？新聞媒體在民粹心態日漸濃厚的當下，不要預設民眾為無腦儍子 (mindless dupes)，反而怎樣提升民眾的「公共角色」，擴開民智，提升文化、道德及政治層面的討論，才是最寶貴的。濫竽充數的在「吹鷄」，只會招致「狼來了」的惡果，及令犬儒心態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