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動員的新一頁:香港社會性媒體動員

2011-09-15

  香港的互聯網公共討論,早於1998、1999年開始,當時的平台主要是 BBS,大家分享新聞資訊,討論時政。至於網上討論與現實政治和社會行動結合,始於2003年的七一遊行。遊行當日一份問卷調查發現,有53.5%認為互聯網對動員自己參加遊行是重要的,雖然比起報章、電視台、電台超過六成為低,但相較政黨動員重要性(43.9%)要高,更遠遠超過所屬團體的影響力(34.3%)。

網上論壇
  當時三大論壇包括於2000年1月創辦的高登論壇、2003年1月創辦的Uwants、2003年2月創立的「香港討論區」。在2003七一遊行前,主流媒體,尤其是報章和免費電視對政府立法落實《基本法》廿三條有關國家安全的做法,敢怒而不敢言,電台和互聯網變成一個異見發聲的平台。很多網民更以惡搞的方式,在互聯網上諷刺政治人物,形成了一種網絡的次文化,而這種次文化也反過來,改造主流政治,譬如說,以漫畫惡搞政治人物的做法,與網絡改圖文化有很大關係。

  網上論壇的政治化,變成一個民粹的對抗空間,03年後規管網絡的聲音和壓力越來越大。同時,由於種種的原因,包括商業利益和法律責任等種種考慮,這些由個人創辦的網站,紛紛公司化,在過程中往往會引進新的管理言論機制,有部分網民認為當中也涉及政治的操作。

  不過,由於論壇的人數多,在輿論上的影響力頗大,但因為論壇主要是匿名互動,網友之間的合作關係不容易深化,更談不上組織,故此,由論壇網友發動的社會行動不算很多。最近幾年最有名的是2008年,因藝人私房照流出而引發的反警權過大的遊行。當時警察為了追查私房照的來源,要求多個論壇交出用戶資料,並在沒有足夠證據下拘捕了多名網友,高登為主的網友發動籌款,刊登「警字兩個口」的廣告,約五百名網民於2月1日於維園遊行至警察總部,抗議警察濫權。

  論壇主要是資訊的集散地,議題性的動員,則要透過一個專門的網站,作為整合資訊和運動消息的平台。不過這些議題性的網站,一般在該議題動員完結後,便被棄置,很難累積運動能量,聚合成持久的組織或社群。

網台
  2003年七一後,由立法會議員中的大律師為核心的「基本法二十三條關注組」,改組為「基本法四十五條關注組」,並起建「A45 網絡電台」,希望為香港的普選立法做好準備。作為香港第一個由公民社會組織的網絡電台,一開始時非常成功。在2004年七一期間,它成功招募了幾十個義工,為網台籌款。不過,2004年七一後,專欄作者王岸然建立了「人民廣播電台」,成為泛民主派的共同網上媒體。其後,「人民台」又與蕭若元於零五年開辦的「香港人網」合作,成為當時最具影響力的網上電台。

  然而,在2006年底,「人民台」台長王岸然因為與主打節目《龍門陣》的主持人發生罵戰,最後「人民台」於2007年5月關閉,其所累積的聽眾和支持者由「人網」接收。2008年「人網」與黃毓民創辦的「My Radio」 合併,成為以黃毓民和梁國雄為首的政團「社會民主連線」(「社民連」)的媒體陣地。

  網台在過去幾年,發揮頗大的政治影響力。不少評論認為「社民連」的支持,主要來自「人民台」和「My Radio」。事實上,因為媒體的自我審查,商業性電台的言論空間日漸萎縮,網台的評論節目成為一個抗衡的力量,亦捧起了不少政治明星,圍繞着明星的是他們的政治粉絲和門生,某程度上,「人網」與「社民連」的「媒體—政治組織」連線,也成為一個年青人參與政治的渠道。然而,2010年底,因為「社民連」內部矛盾,而「人網」的大股東蕭若元和論壇管理人對事件有一定取態,出現大量刪帖和隔空對罵的事情,令人懷疑在這種政商連線下,媒體會否變成純粹的政治工具。

民間記者
  2004年七一及商業電台時事節目主持人鄭經翰、黃毓民先後封咪事件,除了使大量網上電台冒起外,亦催生了「香港獨立媒體網」的出現。網站鼓勵公民透過採訪報道,關心並直接參與和介入社會議題,2005年底,網站徵召民間記者採訪報道了在香港舉行的世貿會議及反世貿集會,成為另類的消息來源,抗衡主流報道。其後,網站的民間記者多次發動和參與一些社會行動,如2006年的「保樹立人」、2007年「保衞天星皇后碼頭」運動、2008年「反對加強淫穢及不雅物品條例立法」、2010年「保衞菜園村」和「反高鐵」運動,開拓了自發的媒體行動空間。

  有別於一般組織動員,民間記者首先會透過報道揭露、跟進或批評一些社會問題,製造議題及輿論,再透過社交媒體(social media)網絡動員,以行動作回應。

社交媒體
  社交媒體(social media)泛指一些由用戶生產內容和互動性非常強的媒體,它的涵蓋面可以很廣,包括論壇、網誌、協作出版平台、社會網絡網站、多媒體資訊分享網站、podcast、網上互動遊戲等等,而每三到五年就出現新的主導性溝通模式。在香港論壇自1997年至1999年是 BBS、2000年到2004年是論壇、2004年到2008年是網誌、協作出版平台(包括文字與聲音)、多媒體資訊分享網站,2009年到現在,最主導的溝通是社交網絡網站,包括面書(facebook)和微網誌(推特(twitter)和新浪微博。

  從香港互聯網動員的歴史及社交媒體發展的歴史可見,網誌的出現和 Xanga 的興起,並沒有即時帶來新的社會動員。九七後,政治和社會動員,大多發生在論壇和公共性較強的協作出版平台上,網誌的力量,主要在於媒體之間及輿論上的唱和。

  2006年,視頻網站 YouTube 開始流行,第一個令公眾關注的事件是非政治性的「巴士阿叔」的偷拍短片。及至2007年,網誌作者林忌惡搞香港政府的宣傳片,製作「福街始終有理」,累積數百萬擊點,把惡搞的文化從高登改圖變成反宣傳的視頻製作。

  至於面書,則在2007年登陸香港,其後的用戶人數不斷增加,到2010年中,在香港已有305萬的登記用戶,可見網站的影響力。不過,直到2009年,才有比較大模規利用面書來組織社運動員,譬如說2009年2月的「反宗教右翼霸權遊行」就是透過面書的組群和活動功能組織起來。然而,除少數例子外,大部分在面書上的動員,都是表態式的參與。

  雖然很多網民都會使用多媒體的分享工具,是否能利用這些社交媒體工具推動政治運動,很視乎在地的政治脈絡和運動者的介入,而媒體工具與政治的互動,又產生新的政治文化。

表態式的動員
  面書上最成功和具政治性的表態式參與,可說是「我相信可以召集100,000個厭惡民建聯的人」的群組。該群組於2008年9月8日成立,成立一周年後,人數達31,600人,到2010年1月20日,有超過50,000人加入該群組。然而,到2月4日,當該群組累積到84,000多人時,突然被面書管理員移除。當天下午三點,管理員開設新的群組,並成功在28日內(3月2日)徵召到100,000個組員。

  然而,即使在網上有很多聲音表示支持和附和,若沒有實際的議題倡議和組織工作,很難使網民走出現實世界給予支持,運動難以持續。「厭惡民建聯」群組的其中一名主持人就指出,群組曾經希望另外搞一個選舉監察的網站,但由於缺乏組織經驗和合作的基礎,計劃沒法付諸實踐。他慨歎說,實際組織會涉及問責及權力,有些人怕承擔組織責任,有人則不信任核心成員,網上動員往往只能夠在很短期內吸引關注,卻很難轉化為持久的運動。

組織與網絡動員
  由2009年至2010年的「保衞菜園村」和「反高鐵、停撥款」運動,則結合了輿論、組織和社交媒體的力量,造就連續幾次萬人圍堵立法會的場面。

  反對力量的集結與一個流通的資訊網及討論平台有很大關係,而「香港獨立媒體網」早期的議題倡議、網誌的唱和、面書群組的動員,使組織之間能互相配合,個體的參與者亦可以機動地聚集起來。參與反高鐵活動的大小團體和網絡超過30個,而運動的核心是「菜園村關注組」,它們在面書的群組成員只有兩千多。有關反高鐵的資訊匯集點主要為「獨媒」,網站的資訊透過論壇和面書往外散。至於後期「反高鐵、停撥款、圍堵立法會」的動員,則透過一個聯盟性的面書群組統籌,該群組有十幾名管理員,最高峰時有六萬人參加。由該組群號召的活動包括:2009年12月18日的「叫停高鐵、叫停撥款、一二一八千人包圍立法會」,2010年1月8日「反高鐵、停撥款,一月八全民迫爆立法會」、1月15日和16日連續兩天的「1.15萬人決戰立法會」。

  立法會通過撥款後,聯盟團體與網絡回到各自的崗位,菜園村的抗爭由「不遷不拆」改為「搬村與參與式規劃」,關注發展公義和綠色生活的朋友繼續監察新界土地的發展,關注舊區重建的回到居民組織,而關注政制發展的,則在組織起來反對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

網絡共識下的快閃動員
  2010年4月,香港特區政府發表《二零一二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建議方案》,5月29日,曾蔭權提出以「起錨」作為宣傳政改方案的口號,並率領政府團隊親自落區宣傳。高登論壇的改圖小組隨即把「起錨」二字改為「超錯」,網上活躍的社群分別製作出多部對抗政府宣傳的惡搞宣傳片,「反宣傳」成為了大家的「共識」。

  由於特區班子到社區宣傳的行程保密,但又希望主流媒體能廣為報道,政府新聞處只會在到社區前兩、三個小時通知記者。這種做法,使網上大規模的動員變得不可能,只能透過「共識」和「自發」式「小組游擊」的方法進行追擊。

  追擊者有一些鬆散的網絡,包括參與五區公投的「大專2012」、泛民政黨裏的激進青年、地區團體和網民。他們當中從主流媒體收到曾蔭權落區的行程後,就互相以手機短訊通知,呼朋引伴的到場追擊,而泛民區議員辦事處、學生青年和地區團體,就提供「大聲公」等追擊工具。

  這一連串追擊的「共識」,主要透過由「反高鐵」和「五區公投」等運動而形成的面書社運社交訊息網。這個社運消息網絡,由幾次動員的核心小組外延開去,大概連結了近千具有行動力的社運活躍分子,他們很多時候都會就着自由關注的議題,各自各活動,但在一些大議題,則會聚合,發揮更強的協同效應。

  以上提到的動員事件和例子,都與近年「八十後青年」運動相關。新一代的青年運動,動力當然來自新自由主義下菁英和統治集團進一步整合壟斷市場與各種資源的社會結構,政商官賈勾結下的金融地產霸權,進一步邊緣化在利益網以外的社群,而年青的一代,利用本土文化價值與抽象的經濟資本抗衡。

  另一方面,這一代的媒體文化、溝通模式、認知世界,與互聯網科技發展緊密扣連。本地政治與科技文化的互動,產生了嶄新的抗爭政治和行動。


(本文內容部份節錄自葉蔭聰編《草根起義》(2011)。香港:上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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