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施政報告看不同特首的風格和關注

　　施政報告是香港政府對過去工作的總結和對未來一年施政的闡述。本文整理了近廿餘年來自港英政府最後一任總督彭定康、前任特首董建華、曾蔭權以及現任特首梁振英的施政報告文本，對文本中的一些字詞進行分析，研究這四位來自不同背景、處於不同政治經濟社會情況的香港政府領導者的施政方針異同。

研究目的和方法
　　具體而言，我們希望（一）透過分析近年施政報告使用的功能詞，了解四位港府領導人的個人表達風格；（二）著眼文本的內容詞以探究他們在任內對香港社會不同範疇的關注；及（三）勾劃回歸前至今廿多年來香港的變遷。

　　用作研究的資料，是1992至2013年的21份施政報告。這些報告可從互聯網及政府的印刷刊物中取得。施政報告有中、英文兩種版本，我們用的是英文版、原因是英文版以每個英文字為單位，分析起來較簡單，例如government一字很清楚，但「政府」是兩個中文單字，要合組起來才有實際意思，不易由電腦直接處理。我們將英文名詞的單數和眾數合併，有時名詞和動詞也會加起來，但不同意思的相近字就不會合併。

　　我們著眼分析的字詞有兩大類，一是功能詞（function words），另一是內容詞（content words）。我們想知道哪些內容詞最常出現，及一些有關鍵意義的內容詞的使用情況。關鍵內容詞是指它們涉及一些重要的範疇或理念，可以見施政報告是否對它們有關注。

從功能詞看個人風格
　　功能詞或虛詞是指那些本身不傳遞意義，但是在語法構成中起作用的詞語，它們包括副詞、助動詞、介詞、連接詞、限定詞、人稱代詞和數目詞。功能詞的使用可視為個人表達風格甚至做人作風的標記。

　　四位施政報告發表者在對人稱代詞和助動詞的使用上，呈現明顯差異。從表一可見，彭定康使用人稱代詞（I, they, you）的頻度最高，明顯高於其餘三人。這些差別可能源於英國人和中國人表達方式上的不同，也可理解為彭定康更強調自我身分及將自己與民眾有所區隔。一些人稱代詞（I, me, my）可反映報告作者對自我價值的肯定和個人意志。多使用I的人表現出其勇於承擔責任的精神，體現自信的性格，而多使用we的人較自謙。彭定康常用I，體現出了他強硬的態度及對管理香港充滿的自信。這也可以是一種策略，用以展現他親民的一面。

　　三位特首董建華、曾蔭權和梁振英不傾向突出個人，希望將自己與民眾置於同一群體內。他們較少用I，沒有一種強勢領導的感覺。I是直接實施權力的一種手段，we可以拉近雙方的距離。回歸後的特首較多選擇用we來替代I。而you被用到的頻率遠低於we。

　　其他功能詞方面，彭定康比較多用can, should, must, first, now。這反映他具有頗強的主見、志向和時間意識。董建華較少用should和must，可以說他不喜歡用強勢的語氣。曾蔭權很少用can，其性格特徵不大明顯。梁振英較多用can, should和must，他和彭定康的語言風格有點相似，個人主見和決心很強。

　　彭定康對will的使用低於董建華和曾蔭權，而梁振英對will的使用頻度則最高。與其前任相比，梁振英似更傾向於向香港市民展望未來。彭定康和梁振英對first的使用高於董建華和曾蔭權。九七回歸是政權的轉移，對英方來說是新的局面。回歸初期董建華力求有新氣象，但他很少談第一，到了曾蔭權及梁振英才慢慢回升。彭定康用no和not的頻率較高，幾位特首的使用率就較低。

　　施政報告文本不一定出自港督或特首的手筆，這些用語往往有不同政府部門及寫手的協助，所以上述的分別不只是源於個人，而是涉及整個政府團隊。但港督和特首是最高負責人，也是報告的定稿者和宣讀者，因此文稿在很大程度上能反映其個人風格和志向。

內容詞可見政府關注
　　從表二可見，港督彭定康和三任特首都關注下列事物：香港、政府、服務、人民、新、公眾、社區。自港英時代以來，政府強調以人為本和服務公眾，提供新設施一直是各屆政府的努力重點。在彭定康時期施政報告中，「香港人」被視為主體，社區意識也被強調。這些理念在九七政權交接後也被特區政府繼承。

　　政治人物似乎很喜歡用一些字詞：提供、需要、政策、支持、改進、推廣、提高。他們努力向市民提供所需，支持各部門系統地做好政策和工作，提高服務水平，改進和推廣良好經驗。回歸後三任特首喜歡談計劃和發展，比彭定康時期更為積極。以上這些正面用語，是從政者必備的有用詞彙。
　　
　　有些政策範疇從來都是香港政府的施政重點。首先當然是經濟，尤其是在董建華年代。教育、房屋、財政、工業和醫療健康這方面也常在施政報告中出現，不過其受重視程度因人而異。董建華特別關心教育，曾蔭權看重財政和產業，而梁振英的主打是房屋。

　　除了上面的最常用字外，有些字詞也值得我們注意。表三共有20個這類關鍵字詞。比較四位香港領導人所用的字眼，連同表二中出現過的一些有關政策範疇字詞，就可看到他們各自的施政方針。彭定康較多談及商業、立法、法律、改革、福利和貪污。董建華多著眼經濟、教育、環境、商業和改革，曾蔭權看重財政、產業、本土、文化和政治，梁振英則多提房屋和運輸。三任特首都很少在施政報告中談及自由、民主、人權和價值，而彭定康對前三項稍有提及。

　　在彭定康執政期間，「英國」和「英國的」分別平均出現了數次，回歸後的施政報告中就完全沒有出現。對中國的稱呼和重視值得留意：彭定康用的是中國和華人，而三任特首則用大陸、國內甚至祖國。彭定康在任時中國出現了多次，遠高於在董建華、曾蔭權和梁振英的施政報告。而三位特首用大陸一詞的數量，遠超彭定康。

報告題目反映香港變遷
　　從施政報告全文的題目（見表四），可以看到不同領導人的關注和香港社會的變化。港督彭定康的任期中，施政報告的題目每年均提到香港。他的用詞比較簡潔，保持香港社會穩定和制訂若干法規是其工作重點，這些都是為了九七過渡、英方撤退而鋪路，其他政策範疇均屬次要。

　　首任特首董建華於1997年上任後，心懷鴻圖大志，強調以民為本，要把握歷史發展機遇，特別是在經濟和教育方面多所著力。可惜他壯志未酬，先後經歴亞洲金融風暴、八萬五建屋失誤、SARS及廿三條立法爭議，最終要黯然下台。

　　曾蔭權自2005年接棒，他在施政報告題目中多次強調「新」（新方向、新挑戰、新天），要回歸民生事項、秉承董建華任期末有關西九文化區的構想，推動本土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並在任期內實現政制改革，但卻忽略了房屋問題。

　　接下來的梁振英在2012年上任，希望在香港已有基礎上再次出發，有所作為，尤其是要解決房價和供應問題。他的第二份報告馬上出爐，從中應可見到其進一步著力的方向。

小結
　　本文透過分析香港政府歷年的施政報告，勾劃出末代港督及三任特首的一些個人風格特徵，了解到不同屆別政府的施政重點，及概括地回顧了香港社會在過去廿多年來的變遷。

　　彭定康個人色彩鮮明，在任港督時敢作敢為，專注政權移交事宜，是英國利益的政治代理人。商人出身的董建華胸懷壯志，但缺乏從政經驗，未能妥善處理一些危機。公務員背景的曾蔭權上任後穩住大局，著眼民生和文化建設，但任期最後階段受施政失誤和醜聞困擾，民望因而下跌。屬專業人士的梁振英銳意收拾殘局，但上任之初諸事不順，民望低迷，管治能力受到質疑。

　　本文只用詞彙資料來作研究是有局限的。僅對施政報告的字詞作平均頻度分析，並未有看每年的具體變化。我們也未結合文本語境對字詞進行分析，無法排除一詞多義的影響。此外，中、英文版本的某些字義或會有分歧，接下來可分析的是一些字詞和範疇在不同語境中的意義。

* 本研究由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一個老師及十位研究生共同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