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於十字路口的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在四五十年代於英美等地萌芽，至今其國際學術地位已獲得肯定，以它的多元性及跨學科的特性，在不同的「文化」範疇及層次上，已然展開具影響性的討論，並以「文化研究」獨特的批判理論，介入既有的學術領域中，並與它們產生了微妙、嶄新而又混雜的學問。

　　近年文化研究亦已突破其歐美的根據地，在亞洲、南美、澳洲及非洲發展高地的文化研究學科，實踐這門學問中強調本土文化經驗的理念，並已取得肯定的成就。今天，文化研究亦已在各地高等學府成為成立學科，繼續在建制內發展。究竟這門學科怎樣檢視業績，前面的發展方向如何，將其用於教學，又對學問本身帶來甚麼衝擊？

文化研究多元範疇

　　第三屆文化研究國際會議正是在這大前提下揭幕。會議在英國伯明翰大學舉行，當年該大學的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就是英國文化研究的發揚地。會議主題——「處於十字路口的文化研究」——正好彰顯了文化研究目前自我理解的處境以及當前關注。除此之外，這個主題亦正好道出了今次會議的規模陣容及涵蓋性，除結集了不同地域及文化的學者外，亦覆蓋了文化研究的多元範疇。

　　會議所收到欲發表的論文有九百多份，分佈於七十五個大範圍內，而這些範圍正好涵蓋了「文化」的多元意義：較理論層面的有「文化研究理論及社會及文化理論」；牽涉文化研究中權力的討論的有「文化政策」、「知識作為權力」及「教學理論」；有跨文化討論，包括「全球化及流徙討論」及「後殖民討論」；有經濟角度的文化考慮，如「文化與經濟」、「消費文化」等；亦當然有文化中有關身份政治的討論，譬如「異同與身份」，其中以性別政治作討論尤其多；有普及文化的討論，例如「傳媒、文化及電影」；有文化平常性的討論，如「日常生活的文化」，及文化中的公民性討論，如「城市、空間及地方」。每個大範圍包括不下十幾組論文，有些更羅致了近三十組！在短短四日的會議要安置這麼多的論文，結果就造成每一個個半小時的時段中，竟有十八組論文同時發表。這是大型國際會議的必然現象，而大會亦將所有論文的綱要編製成書，以供參考。

　　因為是次會議的討論範圍既多且廣，筆者未能在此盡述箇中要點，唯有選擇其中繹述。

「超級文化」新註解

　　「全球化」這課題似乎是大會的中心關注之一，多位在文化研究中的表表者都以「全球化」作為其論文主題。在其中一個論壇上，曾著書「文化帝國主義」（Cultural Imperialism）的資深學者湯林遜（John Tomlinson）嘗試對當前有關「全球化」這個早已被濫用的概念作出更深入的分析。他謂當前對「全球化」的批判，主要圍繞著「全球化」過於理想化及偽善，近代的「全球化」進程，都不外乎是國際機構操控的外號，而真正影響全球的問題（例如貧窮及環保），就被排擠在國際會議討論議題之外。另外當然亦有「全球化」對本土文化造成威脅的「文化帝國主義」批判。

　　另一學者留爾（James Loll）則著眼於大都會間文化互通所締造的「全球化」境況，經濟越趨「全球化」，帶來頻繁的文化相互交往，造成每一社會中都有與其他文化互通的地方。留爾提供了一個新學術名詞——「超級文化」（Superculture）來形容這些頻繁的文化混雜所帶來的共同空間。超級文化主要針對電腦科技、傳媒、消費文化以及都市生活所呈現及促進的文化共通或大都會性，而留爾亦希望藉推出這嶄新詞彙來增加對在新千年間「全球化」對個人認知、歸屬感及身份建立的新註解。

傳媒與文化共融

　　有關傳媒文化的論壇既充份體會傳媒作為一個推動「全球化」的媒介外，亦探討由傳媒帶來的身份認同問題。部份論文都確認媒體作為表達影像對塑造集體記憶的角色，例如「舒特拉名單」怎樣影響甚至猶太人本身對同胞在納粹統治的苦難的記憶。好些論文則強調本土傳媒在強化本土文化認同的影響，例如探討土耳其傳媒怎樣為好些流徙於歐洲各地的土裔同胞維繫其民族身份。

　　有關傳媒的論文除了彰顯傳媒與文化的共融外，有學者更充份表現文化研究討論所鼓勵的積極政治行動。其中，美國有文化研究學系向電視台提議為其肥皂劇設計劇中日用品道具，但從設計中滲透某些政治訊息，例如在枕套、咕凢套的設計中包括反戰、環保或愛滋病符號等。

理念歧見與衝擊

　　雖然大部份傳媒學與文化研究處處表現共融及混雜的成果，但在某些範疇，例如新聞學，則並不那順利。在一個有關在大學架構中體現新聞學與文化研究的關係上，有學者提出兩者仍然處於尷尬及不信任關係。究其原因，是傳統新聞學強調「真理」的探求，而「事實」是神聖不可侵犯，對於文化研究則被視為鼓勵對「事實」的不同閱讀，以及不同文化所產生的新聞獨特性，認為是「非真實」。這些歧見，對發展新聞文化研究構成影響。

　　其實筆者認為，新聞文化研究正是傳統新聞及文化研究互相互長的空間。在理念上，文化研究也強調社會中道德價值的追求，而新聞學亦要理解不同文化對這道德價值的詮釋。一向被視為受西方思想主導的新聞理論，也應探索不同文化對新聞理念的衝擊。

文化本土多元性

　　會議另一個重要課題，就是身份政治的問題。其實這個課題亦是由「全球化／本土化」討論伸延出來，正當學術討論強調本土文化怎樣抗衡全球文化，與其對等時，歐美以外的地區正越發「慶祝」本土特性及多元化。

　　會議期間慶祝《亞洲文化研究》期刊的成立，除了確立亞洲地區在文化研究上的成熟討論外，更為亞洲學者提供空間，促進亞洲這個結集不同文化的廣泛地區的相互溝通，特別是面對「泛亞洲」化的普及文化經驗，尤其是由日本傳媒「入侵」的本土文化後果。

　　正當會議慶祝文化的本土多元性，有關怎樣界定「拉丁美」文化研究，就刮起一場激辯。其中，阿根廷學者馬普滔（Danial Nato）質疑所謂「拉丁美文化研究」的存在，他批評這是由歐（北）美為主導的國際文化研究圈子界定的，然後將之加壓於拉丁美學術圈子中。他謂，拉丁美區所流傳的文化研究，應以「拉丁美文化與權力研究」的名稱為準。這舉動充份暴露了文化研究中被視為邊陲的地域，對中心的批判及其霸權的反抗，挑戰以歐美為中心的討論，這討論於本土「拉丁美區」正是文化研究的核心關注之一。在另一層面，將之界定為「拉丁美文化與權力研究」正好反映這廣泛地區中的不同文化所分享的相同經驗，就是擁有民眾向政府抗爭的民族歷史。

身份政治的定位

　　會議期間亦討論一個國際性文化研究協會的可能，但其中與會者就擔心，新協會會否演變成另一個由歐（北）美主導的組織，伸延其霸權地位。這正正反映文化研究「身份政治」的一個關鍵討論，就是「誰（有權）為誰說話？」

　　在文化研究發展至不同文化也有權確認本土的文化地位時，怎樣保持它們中間的溝通性，以及確保傳統主導的歐美圈子，與新興崛起的地區圈子之間，在相輔相承及對等的氣氛下，促進文化研究與其他學科交流以至融合，準是文化研究今後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