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港、台新聞人員的蛻變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中國大陸、香港、台灣這三個華人社會正處於政治經濟變遷的轉型過程中，新聞媒介也面臨市場壓力與角色調整的雙重考驗。在整個一九九零年代之中，大陸推行經濟市場化，但嚴格的國家控制方興未艾，媒介儼然兼具爭取市場利潤與扮演黨政喉舌的角色。香港媒介從港英殖民統治的自由秩序過渡到社會主義中國的特別行政區，刮起陣陣自我審察和打壓新聞自由疑雲。台灣媒介告別威權統治，投入另一場市場惡性競爭。兩岸三地是「文化中國」的組成部份，政經關係充滿矛盾與衝突，但也有利益休戚與共、文化相濡以沫的地方。新聞人員既蓋上社會文化的烙印，是體制的維護者，也可是體制的顛覆者，從他們身上我們可以看到政經變化的一麟半爪。我們的研究旨在分析比較三地新聞人員的社會經濟背景、專業特質、對媒介角色的認知與倫理態度。

我們在一九九六年七月至一九九七年四月間，對大陸、香港、台灣新聞人員進行隨機抽樣調查。這是有史以來第一項以兩岸三地新聞人員為對象的比較研究，主要的研究目的如下：

（一）比較三地新聞人員的社會、經濟背景，如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婚姻狀況、收入、政黨認同等。
（二）檢視三地新聞人員教育背景對其薪資待遇及專業價值的影響。
（三）探討三地新聞人員對新聞工作的滿意度，及影響三地新聞人員工作滿意度的因素。
（四）分析三地新聞人員對各種倫理問題的態度與認知。
（五）瞭解三地新聞人員對媒介角色的認知，及影響新聞人員對媒介角色認知的因素。
（六）探討三地新聞人員對新聞價值、自主權的認知及對爭議性報導方法的態度。

研究的結果已經成書，名為《變遷中的大陸、香港、台灣新聞人員》，由台灣巨流圖書公司於今年出版。我們應《傳媒透視》編者之邀，根據書中部份內容寫成本文，希望可以為讀者作一引介。


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來探討三地新聞人員的社會、教育，經濟背景與專業特質，問卷調查分別在大陸、香港及台灣進行。在三地進行的問卷調查，以三地新聞機構的新聞人員為受訪對象，包括記者、編輯及其他直接或間接處理新聞的人員。由於本研究分別在三地進行隨機抽樣，因此研究樣本應能代表三地各類媒介的新聞人員。為了使研究結果能進行比較分析，本研究在三地進行的問卷調查，採用相同或對等的問題。

本研究共訪問了一千六百四十七位大陸新聞人員，五百三十三位香港新聞人員與八百三十四位台灣新聞人員。其中大陸新聞人員有67.1%為男性，32.9%為女性，平均年齡為37.4歲，平均新聞工作年資為十二年，有59.5%大學畢業，有30.6%主修新聞或傳播。香港新聞人員有55.1%為男性，44.9%為女性，平均年齡為三十二歲，平均新聞工作年資為7.7年，有44.7%大學畢業，有49.3%主修新聞或傳播。台灣新聞人員有59.4%為男性，40.6%為女性，平均年齡為三十五歲，平均新聞工作年資為8.5年，有70.7%大學畢業，有52.2%主修新聞或傳播。


新聞典範的異同

我們的比較研究結果顯示，雖然中港台的主流新聞典範在各方面的表現並非像自然科學典範那樣具有前後呼應的邏輯嚴緊性，但它們大體上仍是相近且自成一體的。在新聞知識哲學方面，三地的新聞人員雖然都認為新聞應該是客觀世界的反應，但他們對新聞是否能反映現實，以及事實和觀點是否可以區分等問題則論點不一；其中又以大陸新聞人員較不相信新聞能反映現實，也比較不相信事實與觀點可以區分。與此等新聞哲學觀點相對應的是新聞人員的新聞價值，儘管三地新聞人員對新聞準確性和客觀性等新聞價值具有共同的看法，但是彼此對全面性、新意和獨家等新聞價值的觀點就有相當的差異。由此可見，新聞典範或有超越組織和社會的共同原則，但是有關原則的運用則牽涉社會和人物情境，因而造成新聞的社會角色和新聞價值及行為的差異。由於大陸和香港的新聞典範差異較大，台灣新聞人員的觀點在某些方面介於大陸和香港之間，兼具中港兩地的一些特點。

在新聞人員對媒介角色的認知方面，三地新聞人員的觀點也是同中有異。相同的是，三地皆認為「資訊散佈」為最重要的媒介角色；除此之外，三地對媒介其他的角色就有不同的看法。大陸新聞人員較重視「解釋政府政策」和「鼓吹民意」的角色，較不重視「對立」的角色。香港新聞人員較強調媒介的「對立」角色，對「鼓吹民意」和「文化及娛樂」的角色不太重視，這些和大陸的新聞典範形成較為鮮明的對比。台灣新聞人員的看法大致介於中港之間，一方面不太重視媒介的「對立」角色，同時又對媒介的「解釋政府政策」、「鼓吹民意」和「文化及娛樂」的角色有相當高的評價。新聞的社會角色固然跟社會制度關係密切，但如果把三地新聞人員的看法和他們對新聞本質的看法相對照，似乎也有互相呼應的地方。目前，大陸新聞人員較不認為事實與意見可以區分，因此比較希望扮演「解釋」和「鼓吹」的角色。相形之下，香港新聞人員則比較偏重以報導事實的方法對政府進行「監督與對立」。


專業倫理

典範的意義可以包括世界觀的抽象原則，也可以包括具體的操作方法和行為。在此，我們以新聞人員的倫理態度和對爭議性編採手法的觀點為檢視的對象。在倫理態度上，三地新聞人員對接受新聞來源的不同饋贈觀點不一。最能接受免費旅遊和招待用餐的是香港新聞人員，大陸和台灣的新聞人員對這兩點則持較為保留的態度。至於在現金饋贈方面，三地新聞人員均認為不可接受。但是，當被問及有關免費饋贈在新聞界是否為普遍現象時，三地新聞人員的看法就有很大的差異。以現金饋贈為例，香港新聞人員認為接受現金饋贈很普遍的比例遠低於大陸新聞人員，台灣新聞人員認為接受現金很普遍的比例則介於兩者之間。由此觀之，新聞人員對新聞倫理的標準在態度上較為一致，但是在實踐時則因環境而會有顯著的差異。就社會體制來看，現金饋贈應該和大陸的新聞典範最不相容，但是在貪污腐化和缺乏法治的社會情況下，接受現金饋贈反而成為最普遍的現象。香港因為有廉政公署和法治等社會條件，使新聞人員在日常工作中較能避免利益衝突。這種現象和香港新聞人員重視在報導新聞時把事實與意見分開，以及重視客觀報導的新聞觀是較為一致的。

在對爭議性採編手法的態度方面，三地新聞人員對不少具爭議性的編採手法有不同的看法。我們發現，只要是介於合法與非法之間的灰色地帶的編採手法，如出錢購買機密消息、擅用單位機密文件、假扮他人獲取資料、為獲消息糾纏對方等，台灣新聞人員的接受程度均為最高，其次是香港，大陸新聞人員則最為保守。大陸新聞人員的反應較符合倫理規範，有可能是回答問卷問題涉及的「社會可欲性」的影響，這一點是我們不能完全排除的，但是考慮大陸以單位及其他手段實行社會控制的事實，我們有理由相信這是大陸新聞人員的實際情況。總括地說，台灣的新聞人員較願意為新聞報導而採取具爭議性的手法收集資料，大陸的新聞人員則因體制的約束和競爭較少，而對爭議性手法採取相對的保留態度。香港媒介面對和台灣一樣的激烈競爭環境，但由於它的法律界線較為清晰，對爭議性編採手法的接受程度因而介於大陸與台灣之間。


理想的傳媒

除了以上較抽象的原則和操作方法外，新聞典範也指新聞人員心中理想的媒介範例或專業模範，所以新聞典範的轉移也意味著媒介範例的轉移。以大陸為例，《人民日報》和新華社曾是新聞人員心目中模仿的範例，耳濡目染之下，「新華體」蔚然成風；但時移世易，它們現在已淪為次選，取而代之的是《南方週末》這樣較為敢言的本土媒介，和《紐約時報》這一類著名的國際媒介。根據二零零二年對上海新聞人員的調查，我們另外發現大陸在新聞改革和媒介全球化的影響下，「專業主義新聞」已經在大陸萌芽發展，初步形成了與傳統「黨的新聞事業」的新聞典範並存的局面。後者的表現為新聞人員對黨的喉舌、媒介對民宣講、為民說話等功能的強調，前者則表現出對西方主流媒介的認同和對媒介信息擴散功能的肯定。不過，與政府「對立」的想法在專業新聞觀中並未生根。由此可見，大陸的新聞典範正在變化之中，新聞人員從中國傳統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中挪用符號資源，一方面用來修補主流的新聞典範，同時對外來的專業主義進行本土改造。基於同樣的道理，香港和台灣的新聞典範也會因時空而轉變，差異在於改變的速度、範圍和方向。香港新聞人員可能也會以傳統的「大報」作為範例，但是這幾年受到像《蘋果日報》這一類完全商業化媒介的衝擊，行業運作的環境變化很大，傳統的範例雖不至完全消失，但其光環已日趨暗淡。台灣各界擔憂香港壹傳媒集團在台灣創辦的《蘋果日報》，害怕媒介生態可能重蹈香港的覆轍，使傳統肩負知識份子使命的新聞範例受到影響。


詳情有待書本分解

在過去二十年，中港台三地的新聞典範經歷重大的變遷：大陸媒介的喉舌論受到市場化的衝擊，觸發新聞專業性的萌芽；台灣由政治主導的新聞體制過渡至新聞專業性較強的媒介體制，目前也快速商業化；而香港媒介的專業性也在「一國兩制」的政治力和商業力夾攻下找尋出路。當前，三地的媒介變化迅速，意味著新聞典範的重構，這無疑是研究新聞傳播典範與社會變遷的難得機會。西方社會較為穩定，而中港台的變動較大，我們處身其中，豈可輕易放過當中蘊含的重要議題？本書代表三地傳播學者嘗試了解新聞典範變遷的一個起點。

礙於篇幅，有關研究結果的詳情，不能在此一一細說，只好留待書本交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