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類新聞學有益於開放社會

另類新聞學（alternative journalism）是指，在另類媒介（alternative mass media）內，例如街頭（免費）報（street newspaper）之類，有別於主流媒介（mainstream media）作為之激進報導方式。學者羅芝古施（C. Rodriguez）將另類媒介稱為「市民媒介」（Citizens' media），它就是新聞學的哲學，又是與市民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活動，而媒介內容則是由市民們促成與製作的。從這個角度來看，另類媒介更可以理解為對主流媒介之專業化與機制制度化之激進挑戰。

另類媒介的特性

另類媒介在力言社會責任論的新聞學中，是一種特權，它以公開表態贊成方式（是「擁護新聞學」，advocacy journalism），以及作對做法，來替代客觀理念。它的作風是強調第一人稱，參與其事者的現身說法（eyewitness accounts），重用小型報（tabloid newspapers）之大眾通俗路線，使用「通俗激化」（radical popular）的報導風格，有志一同（collective）不守官僚層級制度的組織形式。

它又避開了專業化或行業界別，而在履行著一種獨一無二、激進的「市民新聞學」（civic journalism）。另類媒介與「公眾新聞學」（public journalism）之興起，有密切關係。

根據學者研究，六十年代以前美國媒體立場，側重中立性，以中立的守門人為專業意理；七十年代初期，由於水門案等執政者諸多重大失誤，民眾開始普遍感到政府擁有過多權力，於是，各主流媒體開始嚴格地注視政客作為。可惜，至七十年代末頁，媒體興趣，卻漸次淪於政客的失誤或失敗，對於曾經喧赫一時的調查報導，慢慢提不起勁，攪至後來，報導的爭議性竟高於報導的正確性。

延至八十年代初，媒體公信力已大不如前，尤其是選舉新聞，一般多聚焦於政治性報導，或者祇問結果的「賽馬式新聞」，至於攸關民主、民生的政策性報導，著墨不多，而政客們的口水戰的最壞影響，是使得民眾對公共議題產生麻木，公民意識消逝，投票率逐年下降，大眾報紙銷售量下跌。

由選舉新聞到「公共新聞」

故公眾新聞念頭，原起自於對選舉新聞處理的厭惡。在一九八八年的美國總統選舉的選舉戰中，布殊（G. W. Bush）、杜卡基斯（M. Dukakis）兩人，互揭隱私，互相抹黑，門垮鬥臭；另一位參選者哈特（G. Hartt）則緋聞滿天飛。各媒體每天都被牽著鼻子走，被迫處理這些雞毛蒜皮瑣事。一天，堪薩斯州的《域其塔鷹報》（Wichita Eagle）總編輯馬烈特（D. Merritt）突然醒覺 -- 他們只是在呈現生命中最醜陋的部份，鼓勵了那些打混仗的政客，令選舉新聞瑣碎而骯髒。他於是構思一種具有調查性、解釋性而又做法適當的新聞報導方式 -- 公眾新聞學的理念，乃呼之欲出。

八十年代末頁，因為各式選舉相繼而來，以《夏洛特觀察者》（Charlotte Observer）、《哥倫布踏腳板--詢問者》（Columbus Ledger--Enquirer）、《域其塔鷹報》以及《維珍妮苑領航者》（Virginian Pilot）等報業為主的報社，乃奮而進行一連串的新聞改革，包括透過民調，設定報導議題，用較多篇幅和主要版面，刊登候選人政見，而選情消息則祇以次要版面登出，並且縮減篇幅等等；又例如對候選人作深度訪談，要求候選人回應讀者議題；甚至走入社區，舉辦各種座談會，以了解民眾在日常生活以及公共政策所關心的議題，並據而規劃專題，好作深度的追蹤報導。此即「公共新聞」（Public Journalism）一詞之所由生。

公眾新聞學運動

一九九六年初，美國《大西洋月刊》雜誌（Atlantic Monthly）華盛頓分社主編花剌士（J. Fallows），以新聞與政治為主軸，剖析選舉新聞，著成了一本令新聞記者反思不已的專著 --《揭穿新聞界：媒體如何破壞美國的民主政體》（Breaking the News: How the Media Undermine American Democracy）出版。

花剌士在尋思，媒體的選擇到底在娛樂公眾，抑或與公眾憂戚與共(to engage it)？媒體如果一味祇想娛樂公眾，則大可繼續著重衝突與異常事件，炒完一個話題又轉另一個話題，還自以為是公眾注目焦點。不過媒體實應與公眾憂戚與共，與它服務的社區形成自然的結合，走公眾新聞學路線。他認為美國第四權愈來愈坐大，嚴以律人寬以待己，政客官僚被「修理」得「官不聊生」，而自己卻鮮有反省，令得在民意調查中，百姓不信任媒體程度，反而超越了政客。美國媒體已習慣了自以為是，優越感十足，記者則裝腔作勢，以脫口秀（talk show）、文字遊戲為能事，說是演員也不為過。花剌士因此呼籲美國媒體，應走「公眾新聞」路線，放棄個人本位，以閱聽人的社區需求為中心，以社區意見來報導新聞。

花剌士認為從選舉新聞角度談公眾新聞，一九九二年時北卡羅萊納州的《夏洛特觀察報》報導總統與國會選舉的方式，是典範之作 -- 它們用民意調查，自行挖掘、設定議題，而不跟著候選人「文宣」而起舞。例如，抽樣調查以發現選民所想知道的問題，並要所有候選人表態作答，令大眾了解各候選人人格、看法異同。

由於花剌士一書所引起的迴響，《紐約時報》、《新聞周刊》等報刊，紛撰文探討「美國人民為什麼痛恨媒體（Why we hate the media）？」一九九三年，紐約大學的勞森教授（J. Rosen）在奈特（Knight）基金會資助下，進行一項名為「公眾生活與新聞計劃（Public Life and the Press）的公眾新聞學運動，至一九九五年，全美有一百七十家媒體參加勞森的計劃，貫徹公眾新聞學理念。可惜，延至二零零四年的美國大選選戰中，布殊（G. W. Bush）與柯瑞（J. Kerry）較勁，兩陣營又相互攻訐抹黑，令人有媒介冥頑不靈，倒退落後的感覺。

新聞工作八大原則

美國傳媒其實也早就痛心並為他們（公眾）利益而服務。例如，根據學者研究，在一九八五年，尚有40%的美國人認為報紙關心他們，但到了一九九九年，這個數字下降到祇有20%，而認為報紙有監察作用這點，也從一九八三年的67%，下降至一九九九年的58%。有感於問題嚴重性，有心之業界及學者，遂組成了一個「關注新聞從業委員會」的組織，從事研究新聞工作者到底發生了甚麼樣的問題。經過三年研究，結果發現，新聞工作者都認同新聞的目的，是向公眾提供自由和自治所需的資訊，而如欲達成此項目標，則新聞工作者的工作態度，也需遵守下面八大原則：

一．新聞必須真實，要報導事實真相；
二．記者忠於公眾而非老闆；
三．不要無中生有，不要欺騙受眾，盡量公開資料來源，讓受眾可以自行判斷資料的價值及有否偏頗，並且不採用有疑點的資料；
四．新聞工作者必須獨立於任何派別和宗教信仰等組織團體之外，不能與所採訪的工作，有利益衝突；
五．堅守傳媒的監察角色（任務），著重揭露重大問題，而非無關緊要的雞毛蒜皮小事，而在尋找資料過程中，要保持一個開放的態度（不能先有定見），要有真憑實據；
六．提供論壇給公眾發表意見，但公眾的討論，必須遵守真實、建基於事實，以及提供證據原則；
七．新聞必須廣泛、全面、盡力做到既有吸引，而又切題，不要把新聞過份娛樂化；
八．新聞工作者必須有道德良心，對不公義的工作任務，有說「不」的勇氣，而上司亦應容許下屬就道德良心有關事務，提出異議。

公共新聞目標

一般政府公關官員在與記者互動時，會把握四個原則，即：

一．令記者將社會感知為一科層組織結構 -- 這樣記者就會依賴並採用政府訊息；
二．政府的消息，合乎諸如衝突性、顯著性和時效性之類新聞價值規範（newsworthiness norms）；
三．設法令官方議題轉化為媒體議題；
四．不把自己視為一個「勸說性議題的供應者」，而是一個純粹客觀新聞供應者。另外，以非正式選擇性地把「新聞」悄悄地洩漏（news leak）給若干記者，實行交情賄賂新聞學（hobnoblery journalism），也是公關官員常用蠻管用的一招。例如，美國前總統克林頓（B. Clinton）的新聞辦公室，就曾給予《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今日美國》以及《芝加哥太陽報》等著名與銷量大報紙「獨家消息」，為推動某項政策而放話。

因此，公共新聞目標即有三：即：(一) 偏重政策面向之報導（而非傳統選情報導）；(二) 由下而上的議題設定（Agenda Building）；以及(三) 凝聚社區意識（美國社區報紙發行量不俗，並且有一定影響力）。

在政府官員以能充份掌握媒體特性態勢下，另類媒介之存在，對社會祇有好處，顯然有其存在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