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巴士空間」到「網絡空間」：新媒體的公民社會反思

　　也來談談「巴士阿叔」事件。一齣日常香港生活寫照竟然躍身國際網絡空間，且在香港引爆如此廣泛的爭論，皆因事件牽涉現今都市社會及物質生活的多方面問題，包括都市壓力、噪音污染、語言暴力、私隱侵犯等。但不少討論都針對互聯網作為新媒體所牽涉的政治及操守價值。故此，筆者想藉此來談談「巴士阿叔」的文化意義。

全球化的公共空間　　
　　城市人面對不同層面的壓力，緊張的日常生活及聲音污染。有評論指巴士乘搭的過程，往往成為都市人暫緩生活緊張及壓力的避難所，亦因此這空間可能無可避免地被私有化。「巴士阿叔」可以說是一齣日常生活政治的片段：阿叔與青年的「強弱」對壘，及對沉默的第三者中有人用手機拍下事件經過，將片段上載互聯網，將巴士空間帶進一個更大、更全球化的公共空間。
　　手機與互聯網這個「新媒體」組合扭轉了阿叔及青年的權力對壘，表面上是為青年平反。有關互聯網作為顛覆權力，抗衡主流傳統溝通渠道，提高討論的民主性，其威力有見於這事件上。
在最近香港舉行的世貿會議期間，互聯網／獨立媒體成為傳統媒體以外的聲音，為網絡民眾提供另類閱讀及批判。在另一層面上，反世貿人士可借助互聯網組織國際力量，策動示威遊行，反對世貿所存在的壟斷，反對催殘農民生計的種種不公義行為，使互聯網成為社會人士／媒體運動（Social and Media Activism）的角力場地。此可以證明互聯網作為一種民主／民粹媒體在主流媒體或現存渠道機制不能行使公義時，便成為執行看守正義（Vigilante Justice）的場所。　
　　再者，「巴士阿叔」事件亦反映虛擬媒體中施展創意的程度。自從「巴士阿叔」原本片段在網絡空間面世後，隨即引發一連串回應作品：有潔淨版的，有配以不同音樂的，甚至用之來賣廣告的，甚至為「巴士阿叔」事件延續，年青人怎樣用手機大聲罵對方，以想像為故事圓滿。這種網絡的創意，反映網民對事件的一種反思及回應，亦充份展示（青年）網民創作的活力及利用互聯網的精練技術，與香港政府積極推動的「創意工業」扣連。

互聯網的利與弊
　　第三種討論，就是互聯網作為「另類傳媒」與傳統主流媒體的對話。前者有能介入傳統媒體未能涉及的空間，能以第一身目擊事件的發生；傳統媒體在這層面上則一貫的被動。再者互聯網的空間也較挾騞它u的話語規則、建制、受制於商業考慮的主流媒體，來得自由及多元。觀乎互聯網所誘發的民主性、創意、多元及自由，有討論指互聯網甚至可取代一些主流媒體。　　
　　但「巴士阿叔」亦觸發不少對互聯網的批判聲音。所持的觀點多從道德／道德主義層面出發。
有言論指，手機片段表面上為年青人平反，但將片段上載，使阿叔「罪證」公諸於世，不但侵犯私隱，更對阿叔進行道德審判，剝奪阿叔可以抗辯的權力。「阿叔」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反駁此言論的，指侵犯阿叔私隱符合公眾利益，因可將其社會人性陰暗暴露於人，刺激反思。但事件的性質，與類似「梁錦松買車」、「程介南事件」相比，則欠缺明顯的公眾利益涉及。再者，事件所引發的道德批判，以偷竊獵奇的心態將阿叔判罪；又甚至將阿叔奉為道出港人苦況的「英雄」，將事件二元化的定性為文明／野蠻，斯文／粗暴，年青／中年等框框討論，未必反映網絡的多元性。　
　　又互聯網所連繫的創意，亦被視為濫用言論自由的明證。有些網上片段，將「阿叔」使用的粗口中包含的性意味借題發揮，或將粗口的語言暴力引申至身體暴力。其中「四眼仔」系列、上載上水一中學課室中一群學生對「四眼仔」圍毆的一系列片段，此觸發不少對互聯網所容許的色情暴力影像的譴責，及連同最近商台的「最想非禮女藝人選舉」一併談論。筆者並非容忍言論自由濫用的行為，但社會中從未允許對色情暴力作為文本以及創意之間的關係的討論。當政府帶動經濟發展為名以鼓勵創意，而報章及主流媒體正以色情暴力作招徠，以收最大利潤之際，為何色情暴力不是創意經濟？
　　再者，互聯網並非如一般所想能打開言論空間，由「巴士阿叔」事件所見，流傳於互聯網往往是一些影像回應，網民的回應多屬對片段內容評分，並沒有引發對事件本身的討論。與普遍部落格（Blog）上網民一貫的表現一樣，多只屬一些自我感受抒發，使人質疑互聯網未必是一種雙向的溝通文化，更枉論一種對社會議題討論的公共領域。

培育發揮公民社會價值 　
　　觀乎上述討論，如果我們要領略「巴士阿叔」事件的教訓，它充份暴露了互聯網的利與弊，既肯定了手機／互聯網將無可避免成為發展一種監聽社會（Surveillance Society）的重要武器外，它作為發展公民社會，以及彰顯哈巴馬斯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上，一方面可以建立顛覆當然權力，達致其公義的來自公民的壓力群體（Pressure Group） 。但另一方面，亦可被挪用成商品主義的，鼓勵獵奇式、色情暴力以收商業效益，仿效主流媒體的場所。
要切實確立公民社會，並使互聯網能成為培育發揮公民社會價值，除了確保這空間能發揮及反映多元討論外，更不能全倚賴媒體可以作自我改善。（最近主流報章邀「巴士阿叔」北上尋歡，肆意將當年「陳健康事件」重演，塑造阿叔成被篤對象，違反新聞操守，是一明證）。核心價值的灌輸，例如公義與權力平衡，個人自由及（他）人（人）權的尊重，以及社會整體利益的追求，似乎刻不容緩，而要令這些深層價值在社會中植根，可能就正是公共廣播服務所肩負的責任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