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十年香港的傳媒和政治

　　觀乎回歸後的首個十年，香港人的生活模式似乎大致和以往一樣：市民可以暢所欲言，傳媒繼續百花齊放。但是風光背後卻是暗湧處處。到底香港傳媒在新政治形勢下正面對甚麼挑戰？回歸後傳媒和政治的關係如何？

　　本文將回歸後各種左右香港傳媒表現和改變傳媒生態的因素歸納為「再國族化」、「國際化」及「本土化」三種力量。透過分析這三種力量對傳媒的影響及它們之間的互動，我們應可以勾勒出回歸以來香港傳媒政治的面貌。


「再國族化」下的香港傳媒
　　香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本土社會和意識抬頭後，在過去二十年來再次跟中國大陸在政治、經濟，以及文化上整合。再國族化指的就是此過程。二十年來，中國政府運用港英慣用的籠絡（cooptation）手段，邀請傳媒鉅子成為基本法起草委員、特區籌備委員會委員，甚或政協委員等，又以政治及經濟利益換取香港傳媒的支持。由於內地生意發展潛力驚人，不少傳媒老闆自然願意和中央打好關係，因而或許會淡化有關大陸的負面新聞，亦即實行「自我審查」。同時，企業集團漸漸取代專業新聞工作者或所謂「傳統報人」掌控傳媒。零六年電訊盈科主席李澤楷收購資深新聞工作者林行止的《信報》的一半股權，更被輿論視為「文人辦報」傳統的終結。電視方面，亞洲電視也數度易手，唯一不變的是主事者都有「紅色」背景。更具體地說，就是現時很多香港傳媒都受控於一群親中商人手裡。

　　然而，再國族化並不只顯現於政經權力結構上。回歸後，香港和內地交流日增，新移民及內地旅客南來，港人則北上消費及工作，中港分野越見模糊。民調顯示港人對「中國身份」的認同越來越強，而對中國的認同及對香港的認同亦呈正面關係，兩者並非互相排斥。近年，宣揚愛國教育更成為中央及特區政府的重大政策，不但安排太空人及奧運金牌選手訪港，甚至在每晚的電視新聞報導前播放國歌。反映在傳媒上，即使是政治上採納批判立場的《蘋果日報》，在報導北京奧運或中國太空人訪港等事件時亦有意無意地為民族主義宣傳。

　　同時，香港記者和內地官員的交流增加，使他們對中國瞭解更深，因而可能在報導時對大陸和中央政府的態度變得「更諒解」。我們過去數月曾因研究所需訪問一些傳媒中人，其中有報紙高級編輯承認此一情況，他認為自我審查並非如大部份人所想般嚴重，只是媒介在處理有關中國的事務時，因為對國情瞭解日增而變得格外小心。

　　整體而言，我們可以用「文化共向」（Cultural co-orientation）來形容十年以來香港傳媒和中方之間，以至香港和大陸社會之間頻繁交往的結果。隨著文化差異減少，香港社會及傳媒對大陸的批判也減少。對傳媒工作者而言，一些本來自覺的自我審查，更有可能隨時間及社會改變而習以為常。

香港傳媒與國際社會
　　西方自由主義的新聞觀，視媒介為獨立於政治經濟權力以外的第四權，強調它是民主社會中的「公共領域」，在報導政治問題時強調中立平衡和以事實為根據，這些一直是香港新聞從業員的專業理念。九六和零六年兩次新聞工作者調查發現，新聞媒介最重要的社會功能一直是「堅持依據事實報導新聞」、「迅速為大眾提供最新資訊」，以及「報導可靠資訊防止流言散播」。然而，中國卻視媒體為官方喉舌，與香港觀點相衝突。零三年沙士期間，香港傳媒便利用國際的價值抗衡中國。當沙士的消息仍然在國內封鎖時，香港傳媒每天的頭條卻是不同的傳言。香港的電台烽煙（phone-in）節目，在沙士期間讓前線醫護人員將最新消息帶給市民，又譴責官員隱瞞疫情。《蘋果日報》更直指大陸官員是香港沙士爆發的元兇。事實上，香港和國際社會的緊密聯繫令中國政府備受壓力，當全球各地的報導均和中國的官方資訊相左時，中國政府不得不提高處理是次危機的透明度，向世界}生組織報導實況。

　　國際的標準同時成為新聞機構的盾牌，以抗衡政治壓力。回歸後的香港電台，其諷刺時弊的作風屢受親中人士強烈抨擊，認為它不應批評政府，而應變為官方喉舌。面對壓力，香港電台以國際上的公營廣播傳統為依據，強調編輯工作獨立於政府的重要。而在個人層面，國際力量也可舒緩來自高層的壓迫。有電視台時事節目負責人表示，有關敏感題材的新聞節目如果能獲取國際獎項，便可以避免內部的批評。
　　
　　最後，在商言商，電視報章將業務擴展至其他國家，可以增加收入來源。例如《明報》在美國加拿大四個城市發行海外版，《蘋果日報》也把業務拓展至台灣。前者在零六年中北美洲的營業額達二億多元。後者表現亦見理想，於台灣的銷量攀升至五十一萬份，廣告收入亦持續增長。縱使較為輕微，投資海外或可間接削弱中國的影響力，使傳媒機構不致盲從中國，導致公信力受損，影響其本地以至海外業務。

植根香港：本土意識和利益
　　九十年代香港正經歷去殖民化和民主化的過程，香港因而有空間發展自己的聲音，尋找本土的身份認同。但是回歸後的金融風暴，及至國家安全法例的粗暴立法和沙士疫情的擴散，政府管治失效，強烈的憤懣爆發，終而釀成零三年「七一」五十萬人示威，市民要求民主的呼聲越高，有關公民社會、尋找香港核心價值的討論亦因而興起。

　　「代議民主功能」（surrogate democracy function）的概念，可以解釋這段時期香港傳媒如何補充社會結構缺乏民主的狀況。香港只有一部份民選議員，而且他們的權力受制於行政主導的政府，市民意見不能從議會反映，大眾媒介因而變成民意代表，提供討論平台、批評政府、建議政策和鼓勵社會改革。《蘋果日報》和電台烽煙節目便以維護本土利益作賣點，深受廣大市民歡迎，並影響民意。

　　零三年「七一」大遊行是傳媒影響香港政治最重要的案例。一些中國政府官員事後點名《蘋果日報》和電台烽煙節目動員市民遊行。前者在頭版刊登「走上街頭，不見不散」的大字標題確實有動員的傾向，但是動員和促進並不相同，動員要符合三個條件：傳媒對遊行支持、讀者感知報章支持的取向及報章的態度，真的影響讀者參與遊行。傳媒擔當十分重要的促進功能，動員則難以證明。傳媒提供大量資訊，電台、電視及報紙循環報導，促進本土的民主運動成為大眾的焦點，但是傳媒如何報導遊行，更能影響大眾對事件的觀感。五十萬人上街之後，傳媒紛紛以理性、和平來肯定遊行，正面評價令集體行動變得合理。

　　而大眾的行動反過來也影響傳媒，「修正政治平行」便是一例。所謂政治平行，指的是香港報章和政壇上的政治意識分佈是平衡的。政治上若有保守和開放兩派，那在媒體間，也是一樣。在「民意激盪」（energized public opinion）的狀況下，傳媒需要回應民意，因而不同報紙的論述會變得類似，政治平衡會減弱，甚至暫時消失。在「七一」遊行的案例裡，最明顯的便是《東方日報》和《文匯報》兩份政治上較保守的報紙，由「七一」前指市民是被誤導，到「七一」後不再負面評述遊行人士。當然，這並不表示它們變得和其他報紙一樣支持遊行，但是它們也得作出修正。

結語
　　再國族化、國際化和本土化的影響相互交織，中港共融固然影響傳媒的運作，但國際因素、商業考慮和專業主義令傳媒仍然保持相對的自主。另外，一些香港傳媒也發展出一套應變策略，當中包括增加採用民意調查作為「客觀」的民意指標、增加利用學者評論時事，以及削減社評的批判程度以平衡政治壓力，惟這些策略也可以是自我審查的一種。事實上，越來越多親中商人擁有媒體、中港文化趨同、大眾對中國的態度轉變等都令傳媒的言論空間慢慢收窄。

　　不過，當新聞自由直接受到威脅時，傳媒仍會作出抗爭，國家安全條例立法的爭議就是最好例子。另外，公民社會的空間得以擴張，也使傳媒不會完全脫離本土利益而只靠向權力中心。最近保衛天星、皇后碼頭的公民抗命，媒體的論述並沒有完全以建制秩序來抹黑有關行動。

　　展望未來，傳媒面對中國的政經壓力只會有增無減。香港能否保住新聞自由，媒介能否堅守新聞專業固然重要，但要看傳媒下一個十年的發展，香港政治體制是否民主化，以至中國大陸是否更趨開放，才是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