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鐵運動的新啟示：主流／獨立、新／舊媒體的新互動

　　二零一零年一月十六日立法會內歷時廿五小時的高鐵撥款議案終於「慘勝」，標誌着回歸後議會政治中的歷史時刻，但立法會外更意味着新公民社會政治的開始。然而最為深刻的是，更顯露了一場實在的媒體政治：不單顯露了web 2.0世代下的跨媒體運動，亦暴露了主流與獨立媒體的微妙關係及融合。本文先從文本分析討論主流媒體在框架設定的限制，然後探討這次事件中在新媒體互動下，傳統主流媒體與獨立媒體的合作可能。

主流媒體的盛事「框架」
　　高鐵撥款方案的討論，早在零七年展開；然而本文只集中在主流新聞媒體在上月十五、十六日的報導。整體上，新聞媒體不論其政治立場，都集中在三個「框架」及三個焦點 (主角)。三個框架就是人民及民主力量、高鐵勢在必行，以及暴力本身。至於三「個」主角，就是支持高鐵、反對高鐵，及「八十後」。《蘋果》一如其撐民主立場，以「人民力量」為十七日立法會外衝突的標題，將示威者的暴力降低，並且將暴力歸咎於警方，以突顯立法通過撥款的「可恥」；《明報》則在用圖及行文上試圖樹立較「中立」及溫和的字眼，沒有將暴力激化或歸邊。親中報章如《文滙》及《大公報》一如所料的標示高鐵終於得以通過，以顯示其支持政府的方案馬上與國內接軌。除此以外《大公》更在標題和圖片都渲染示威者作為施暴者，在標題界定示威人仕為「暴徒」，並在圖片上加入效果，來突顯示威者的暴力程度，做法近乎一貫渲染暴力以吸引讀者注意的《東方》及《太陽》。在暴力為主的大前提下，可能致令《東方》在標題及圖片的安排上，警方及示威者兩方都被受指摘，反而顯得其取態模稜兩可，更有醜化示威者之嫌 (例如近距離攝得示威者臉被扭曲、陳巧文頭破「血」流的情況)。

　　在報導示威衝突上，主流媒體都容易跌入將事件「盛事化」，以暴力作為唯一焦點，亦因此誇大暴力本身。另一方面在報導立會內議案通過的情況，就較直接簡單而盡顯各報的立場。《蘋果》的語調往往表揚示威者怎樣「成功佔據遮打花園，呼籲警方克制」；相反則醜化官員及建制派議員怎樣要喬裝混入人群、慌忙「逃離現場」，又以「享用晚餐」(陳家強)，以突顯其無視抗爭的囂張態度；另外頭版相片就以示威者手挽手和平靜臉容的場面以抗衡一般對示威者暴力、橫蠻的想像。在另一個陣營，親中報章都以議會內和平理性的畫面來突顯方案終於通過，香港經濟地位得以保住，並與北京接軌的光明景象。報導更花筆墨去渲染民建聯怎樣讚揚劉慧卿「盡忠職守」。從支持議會政治的角度伸延，親中報章對於官員及議員不能離開立法會歸咎於示威者，以至警方雖然面對暴力都仍然「克制」。

　　高鐵撥款通過後遺留眾多問題。報章翌日的報導及評論扮演着政治宣傳及緩衝社會氣氛的作用。親中報章大幅刊登鄭汝樺「本來欲出立會與示威人士對話，但被警方以安全理由阻止，試圖為政府解圍及緩和反高鐵人士可能的激烈情緒」，但亦從評論的角度延續譴責抗爭人士的暴行。不同報章亦扮演影響公眾輿論的功能，延續政府展開對社會規劃的檢討，針對一貫諮詢欠缺公眾參與及透明度。除重申報導立場，打開輿論空間外，報章評論及專欄更幫助協調社會二元化深層社會矛盾。

暴力、標籤 －「八十後」的窺探
　　觀乎上述的文本，主流報章面對這場牽涉香港經濟政治發展，又連繫一場龐大的社會運動的事件，逃不掉一貫的過濾｜暴力化、盛事化以爭取大眾讀者的口味；但當政治立場的大是大非牽涉在內，就連一般較非圖片、非煽情的親中報章也得將事件暴力化，以收政治宣傳之效。另一方面，一些較以銷量為主的報章，都扮演「中立」形象 － 譴責雙方面的暴力。不過，各大報章似乎都對「八十後」的論述有不同程度上的一致 － 主力在抗衡「八十後」非社會上喜歡暴力、易受擺佈的、意志薄弱的「三失」者；《蘋果》更在每一次的示威過後，都支持一些年輕參加者，尤其焦點報導那批苦行者，強調他們能夠採用非暴力、和平及理性的抗爭。一月十七日其中一篇報導以「香港真的屬於我」來表現年輕苦行者，更以反高鐵事件彰顯其文化身份。不過報章在打破「八十後」的標籤的同時，親中報章卻採訪支持高鐵的「八十後」，然而採訪手法亦無意欲地再次強化這標籤。(筆者被數媒體採訪時，對方都圍繞對「八十後」的觀感。) 誠然社會對當下青年人的標籤近年都圍繞吸毒、性觀念開放、隱蔽、沉迷上網等負面標籤，致使有一批不顧後果、一腔熱血的青年參與示威時，未免令其他世代 (尤其當媒體高層的五十、六十後) 產生好奇，欲以採訪探討其世界；但因報章對示威的盛事化考慮，故把衝擊的青年作為焦點，將「八十後」的標籤劇化。

主流媒體的輿論實力減弱？與獨立媒體的互動
　　從皇后、天星抗爭到現在，獨立媒體與本土運動人士的連結日益深化，並吸納不少支持者，形成媒體民主化的新勢力。今次高鐵事件，獨立媒體從方案公佈之初，到菜園村村民的抗爭，獨立媒體既為運動支持者，又是記者的雙重身份，緊貼事件，以筆桿作運動工具，為事件提供豐富的資訊紀錄，亦鼓勵討論，動員支持者參與示威，匯聚公共領域空間。在今次事件中，獨立媒體的鋒芒甚於主流媒體。有報章記者承認，主流媒體在整個菜園村事件上非常被動，因菜園村運動未能引起主流民眾的興趣，真的觸動社會的一刻，是零九年十一月大聯盟在銅鑼灣舉行的示威中，口號集中在六百六十九億的昂貴費用。主流媒體翌日即「亡羊補牢」，大幅報導方案內容及政府諮詢的缺乏及遲緩，致引發了大眾的關注。在此亦反映新聞媒體在近年政府雷厲風行的「吹風會」及「飯局」的影響下，早已養成惰性，變相亦成為政府宣傳機器。有記者坦言，主流媒體要倚賴獨立媒體的資料，而因獨立媒體與運動主辦者的聯繫，不少示威集會人士的資料及聯絡方法，也得通過獨立媒體才能獲取。

採訪權感受到威脅？
　　一月十六日當晚，主流媒體從多方位捕捉示威場面，鏡頭下的混亂情況，不只是示威者與警方的衝突，還有大大小小鏡頭的推撞；當中獨立人士充當事件記錄者，不比獨立和主流媒體的少。在場示威者不滿主流媒體的霸道，批評主流媒體不單不能全面客觀的報導事件真相，還阻撓示威人群前進，干擾事件的發展。其實主流媒體與獨立媒體甚至與示威人士的爭論，早在二零零五年香港舉行世貿會議期間呈現。四年後的今天，獨立媒體發展成熟，成為另類新聞／資訊，報導社會公義及或少數群體議題，鼓勵互動式輿論的建立。這的確較主流媒體活躍，甚至有威脅主流媒體在輿論領導的地位之說。主流媒體屢被批評為為符合大眾口味，把報導煽情誇張、訊息單一化，更在一些涉及大財團利益及政府／北京政權負面消息上自我審查。逐漸影響其主導地位及公信力。

　　去年七月的「事旦男事件」就暴露了民眾對大台的壟斷、馬虎及自我審查的抗議。今次高鐵事件，示威民眾不單針對大台採訪，亦對其他新聞媒體採取不友善及質疑態度。有記者因不滿示威者的行為而在網上發洩，遭網民「圍堵」及作「人肉搜尋」，進一步反映主流記者及媒體權威的下降，亦彰顯互聯網絡監控的霸權；而今次所監控的，正是理應能監察社會的「守門狗」(Watchdog) － 主流媒體本身。我們對互聯網上「人肉搜尋」這種對私隱的侵犯行為應予以譴責，對網絡形成的情緒性「群起誅之」的霸道行為亦需要關注。網民要針對的，應是操控新聞的媒體，即或集團本身，以彰顯民主制度下的互相制衡 (Checks and Balances) 而非圍攻個別記者的情緒性紓發。

新媒體環境下主流媒體的自處
　　今次反高鐵 (方案) 事件彰顯不同的新媒體 (包括手機、互聯網上的Twitter及Facebook) 怎樣促成示威者之間的通訊、動員及應變。Facebook 不單作為社交網絡，現時已躍身成為議事媒體，甚至能動員的重要社會運動的媒體。這次在一月十六日之前，能成功集結運動力量的，歸功於主辦者在立法會門外所設的投射機，讓場外人士能清楚看見議會內泛民議員的拉布情況，並運用手機短訊向議員提供問題；而每每官員及建制派議員發表意見時，都觸動示威人士的情緒，令集會氣氛高漲。誠然，這次事件標誌的新媒體政治，會隨著相關的「新民主運動」進一步實踐哈巴馬斯 (Habermas) 所言的「公共領域」。在這環境下，主流媒體的能動力將面臨嚴峻考驗，就如喬姆斯基 (Avram Noam Chomsky) 在七十年代論及的，現時主流媒體暴露著日益受到不同的、過濾的制肘，而無法充份擔起其第四權的角色，新聞專業亦對本身備受質疑。今次採訪高鐵事件的，多半是年青記者，本身亦屬「八十後」。他們眼見同樣年輕的示威者為社會公義站出來，但因崗位不同而需扮演記者中立的角色，亦要順應「主流」興趣，而要放大對「八十後」的論述，甚或渲染集會暴力行為。可是即使一些親政府的報章，也會淡化一些支持高鐵的示威行動，足見在處理一些大議題上記者可以角力的空間。

　　其實，獨立媒體得以發揮如斯影響社會輿論的能力，在社運議題上非常明顯；而主流媒體則仍然有議題設定及輿論領導的地位。故此，記者仍然盡量平衡宣傳政府政策和反映民意及或民怨。在新媒體政治底下，主流媒體更應繼續其代議作用，並反映多元聲音，提倡持份者之間的溝通及討論，並提升與獨立媒體的互補作用，使媒體成為提升公共領域的「公共文本」。